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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