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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四、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