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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万到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
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952人中，有 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