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 。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
曹树基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虽然我对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灾情严重程度还是可供参考的。但是，我认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应当在安徽之上。因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而安徽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缩短了饥饿时间。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他计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湖北 67。5 2。20 11
福建 31。3 2。02 12
辽宁 33。0 1。71 13
广东 65。7 1。71 14
黑龙江 19。0 1。21 15
河北 61。0 1。10 16
江西 18。1 1。06 17
陕西 18。7 1。02 18
吉林 12。0 0。94 19
浙江 14。1 0。55 20
山西 6。0 0。37 21
合计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页。
用以上数据划一个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不同的死亡率地区。此图放在此处。
（插图）可借用曹树基《大饥荒》一书中的图并据本书资料加以修订。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
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我认为，李若建、曹树基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视。不过，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对造成地区死亡率的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
饥荒程度的轻重主要是以各省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强弱不同而异。总的来说，各省的省委书记对北京，特别是对毛泽东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离心力的干部早被视为异端而受打击。没政治向心力的干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强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强的省份，饥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较弱的省份，饥荒程度就相对轻一些。通俗地说，在“大跃进”中紧跟毛泽东、并且“创造性地发挥”的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灾情就重。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认为这些政策从根本上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的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执行。到了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2年，毛泽东果然批评1959年春的让步政策，说明这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和毛泽东心有灵犀，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陕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龙江10。5‰，辽宁11。5‰，江苏18。41‰，浙江11。88‰，广东15。12‰，福建15。34‰。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到1957年死亡率均为14‰以上）、内蒙古自治区（9。4‰）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29。46‰）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26。26‰）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59年，山东省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