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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14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66。7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156中可以得知，从1960年到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17。36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2。3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164。9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年到15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