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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点！”她说。
“我宁可把你吃掉。”博雅说。
“叫我俏丫头。”
“我的俏丫头。”
梅玲很满足，但是博雅却余情激动。当他们到达老彭家，佣人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你可以回去了。”两人进屋，博雅对佣人说。
老彭坐在客厅，似乎想得出神。他们进屋，他起身相迎。
“这是崔小姐。”博雅说。
“博雅兄常谈起你，”梅玲大方地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打扰你。”
老彭忙这忙那说：“你的皮箱在我房间里，坐吧，坐吧。”他拿最好的一张椅子给梅玲。她一坐下，就听见弹簧吱吱响，有些不安，她无助地望着博雅。
“我想彭大叔不会介意的。”他说。
“没关系。”老彭用尖细的嗓音说。他站起来走向卧室。“如果你喜欢，可以睡我的床。对小姐来说也许不够干净。”
“你睡哪呢？”博雅说。
“我？”他静静笑着。“只要有一块木板，我哪儿都能睡。我可以睡那张扶手椅。别替我操心。”
《风声鹤唳》伍（6）
“不，我不能这样。”梅玲看看木板床和不太干净的棉被说。不过房间还算暖和。
“只过一夜吗？”老彭说，“另一房间有张小床，但那边很冷。我可以搬一个火炉进去，不过也不很舒服。”
“噢，别麻烦了，”梅玲说，“我们可以明天再安排。”
她感觉本能地被这位中年男士所吸引。博雅已告诉过她，老彭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徐徐讲话的时候，低沉的声音，很悦耳。她看看他高额上的皱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感更加深了。此外他还有一副天真、常挂的笑容，在中年人间很少见。
“我真不好意思，”他们走出卧室，她说，“占用了彭大叔的床。”
“你能不能睡硬板床？睡地板？”老彭说。“对骨头有好处哩。”
“我小时候常跟母亲睡硬板床。”梅玲说。
他们坐下来，梅玲仍兴奋得满脸通红。
“你怎么不用夹子把头发拢在后面，像以前一样？”博雅问她。
“你喜欢吗？”梅玲问，跳起身来走进卧室。博雅开始告诉老彭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但是她几分钟就出来了，头发拢在后面，只有几撮在额头上。
“我找不到镜子。”她说。
“墙上有一个。”老彭指指角落的脸盆架上挂着的一个生锈的小镜子。
“谢谢你，我用我自己的好了。”她由皮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开始凝望。
“你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杰作吗？”博雅对老彭说。梅玲由镜边抬头看他并微笑。
“她有一颗朱砂痣。崔小姐，转过来让彭大叔看。”
梅玲回头，老彭站起来，“到灯下来，让我看看。”他说。
梅玲顺从地走到灯下。老彭非常仔细地看她。
“正朱砂痣，很少见。”说着用手去摸。梅玲觉得很痒，就闪开了。他们已经像老朋友了。
博雅继续谈警察搜人的经过，梅玲静坐着。
“我明白了，”最后老彭说，“你们两个人恋爱了。”
两人相视而笑，梅玲满脸通红。
“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们没有计划，只是两人必须在一起。”博雅说。
“你太太呢？”
“我会给她很多好处。”
“如果她不同意呢？”
“喔，那很简单，她爱住哪就住哪，甚至她想要我的整栋房子也可以。我宁可和梅玲在一起，当难民也行。”
“换句话，如果不离婚，你便是博雅的姨太太。”老彭不客气地对梅玲说。
这句话使她又脸红了。
“我只想跟着他，我只知道这些。”她说。
博雅起身返家，他告诉老彭他四五天后就能离开。老彭问梅玲是否已带够了衣服，现在早晚的气候已经开始转冷了。博雅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把她的毛衣和外套送来。梅玲跟他走进庭院，送他到大门，紧握他的手，爱怜地说：“明天见。”
《风声鹤唳》陆（1）
说也奇怪，梅玲和博雅的朋友，在一个小小的机会当中牵连在一起。虽然老彭比较老些，但她对这位独居的好人没什么好害怕的，他简直就是文天祥所谓“正气”的化身。博雅也把老彭助人的义事告诉了梅玲，且以最挚诚的感情谈到他。老彭四十五岁，她二十五岁，足足可以做她的父亲了。他充满了慈爱、敬重和温暖的气息，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总使梅玲觉得善良、高贵了些，在博雅面前，她反而觉得自己渺小、卑贱，就像是一个“罪恶的女子”，这些都是在老彭身上找不到的疑问。
梅玲一直还不知道老彭是个禅宗佛教徒，后来才知道，也许他不算是个严格的佛门子弟，他又吃肉又吃鸡。禅宗是佛教中的一门教派，可说是印度教和中国道教哲学的特殊产物，类似像基督教的贵格教派，不太重视形体、组织和僧侣制度，但那些都比较重视内在的精神生活，在八世纪天祖死后，为了不让它成为一种组织，所以没有指定继承人，连“使徒传统”的法衣和化缘钵子也不传下去，他们强调内在精神的沉思和修养，比贵格派更进一步，不单是轻视教仪，连经典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不采取冗长的辩论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却爱用四行押韵的“偈语”，其中的意思可以暗示或启发真理，却不清楚加以证明，在沉思后的所谓“顿悟”中，一个人的觉醒会随着他对生命法则的刹那见解而产生，因此他们却愿过着勤奋、节俭、仁民爱物却藉藉无名的生活。
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梅玲无法安眠，她听见老彭在扶手椅上打鼾，椅子的钢丝也在吱吱作响。梅玲总以为他醒了，后来又发出沉重的打鼾声，她终于蒙眬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老彭起得很早，昨晚他穿着鞋袜一起睡，天亮了就睡不着了。他发现女客还在卧室熟睡当中，蹑手蹑脚地走动，不敢吵醒她，叫佣人轻轻地端来热水，静悄悄地洗潄了一番，然后点根烟，静坐默想着。到了七点三十分梅玲还未醒来，他等不耐烦了，就自己先吃下热稀饭，他看到很多日本兵在东四牌楼附近和哈德门街走动，他买了几根油条，心想梅玲可能喜欢当早饭吃。
他一进房，听到梅玲房里有动静，就重重咳了几声。
“你已起来啦？”她说道。“什么时间了？”
“九点左右了。”老彭道。
“那我得起来了。”
“这儿还有热水。”老彭叫道，“这里很冷。你要出来洗吗？”
梅玲把黑棉袍穿好出来。
“那边有热水，这边是暖炉，你睡得好吗？”老彭指着一边说。
“很好。你呢？”
“我睡得很好，我已经起床三个钟头了。”
梅玲开始漱洗。
“今天好像有点不对。”老彭说。“哈德门街有不少日本军，一定有事要发生了。”
她梳好了头发，佣人也从外面进来，对老彭说：“外面有人找你。”
“什么样的人？”
“身穿一件蓝衣的人，他说一定要和你说话。”
于是老彭出去，认出那个人是他在裘奶奶家见过的一个佣人。那个人站在门口不肯进屋，只在院子里和他说了几句：今天早上有两个同志被捕，裘奶奶躲起来了。她劝他到别处去躲藏，必要时甚至由某一个大门出城去，卫兵认识她，只要说出暗号。但他靠近城门时要小心，如日本人出现时就危险了。
“快点，时间不多了，街上兵很多。”那人说完就离开了，老彭心事重重地进屋去了。
“是不是博雅派来的？”梅玲问道，手上还拿着梳子。
“不是。”老彭回答。“你最好快点，我买了几根油条。”
梅玲坐下来吃，老彭在卧房收拾，打了一个蓝包袱，然后说：“有坏消息。这里危险，日本人来搜索游击队和他们的朋友了。他们随时会来，这边不能久留，我要出城去了，你马上回博雅家吧。”
“我不能回去。”
“那里比这儿安全。你不是要和他一起回南方去吗？”
“是的，但他要四五天才去呀！我不能久在那儿，”梅玲说，“日本人会再去的。”
老彭不了解。
“但是你留在那儿将近一个月了呀！”
“现在不同了，你要上那儿去呢？”
老彭透过大眼镜望着她。“我要向南走。”
“喔，彭大叔，让我和你一起走，我们在上海同他碰面。你是不是要去上海？”
“我不肯定。”老彭打量着说。“崔小姐，这样又危险又辛苦。我的行程是先混出城，走陆路，一路上可没软床哟，你没尝过那种滋味。我们要走好几天，你能走吗？到了保定府才能搭火车。”
“我可以走。”
“你不能等博雅为你准备妥当吗？你先住旅舍。”
“不，他们会搜旅舍的。”
老彭不知为何梅玲怕回博雅家，其中一定有原因，他看出她忧心忡忡的脸色，意志也很坚定。如果带她走，就要把她送到上海才行，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习惯为自己打算的人，为了好友博雅，他不能躲避这件事，几天以后，他才知道梅玲出奔的道理。
“你不去向博雅告别？”
“不，不去。”
“那我们捎个信给他。”
“我太激动，无法写出来。”
。。
《风声鹤唳》陆（2）
“那我们派人去一趟，现在把皮箱收好，别管那条毯子了，你身上有钱？”
“我有五百元现金。”
“够了，我们到路上再买需要品。”
几分钟处理完后，老彭给了佣人一百元，告诉他要走了，不知何时回来，如有人找主人，就说主人不在城里。然后又说：“把这条毯子送到亲王园，告诉姚先生我们先走了，到上海和他会面，不要说太多话，大家问起就说主人不在城里，好了，现在替我叫两辆黄包车来吧。”
梅玲放心不下，对佣人再三交代说：“一定要和姚先生说我们在上海碰面。”老彭又说：“告诉他我会照顾崔小姐，请他放心。”
两人走出屋子，梅玲带着小皮箱，老彭拿着包袱。
“向北方走去。”老彭对着黄包车夫说。为了躲避哨兵，他叫他们沿着南小街顺着巷子走，最后到了北城，又改道，向南穿过西城。天气十分好，所以很多人在顺沿门大道上聊天晒太阳取暖。除了偶有几位士兵出现，一切还好。过了雁沿门，老彭又叫了两部车，叫车夫向西转，离西便门五十码之远的地方，老彭下车张望。
北平的城门有内外两层，每一道门外都有半圆形的墙，古代的守兵可以此对抗侵略者。如果敌人通过第一道城门，就会深入五十尺深的夹袋中，抗战初期，就有很多日本兵在夹层中被困剿灭了。老彭走到一个卫兵前，对方拦住：“你要去哪里？”
“我要赶路到城外的一个村庄。”“赶路”是游击队的秘密口令。
“你最好别去，”卫兵说，“外门有三四个日本兵。傍晚你可以回来看看。”
“晚上还要赶路吗？”
“是的。”
老彭道谢后就回过身。车夫是一个仅十六岁的少年，正在等他，露出好奇的微笑。
“不能过去是不是？”他问道。
“我决定今天不过去了。”老彭说。“我忘了买些东西了。”他又对梅玲说。
一堆堆穷人坐在茶店门口谈天，有的互相追打找乐子。这是一群古怪、幽默的人民，随时观赏或是评论城外一些发生的事情。老彭看了看四周，知道周围都是朋友，大家都会知道这是游击队的通道。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年轻人，样子很像学生，正由附近的茶店里注意着他们。
男学生走到了他的面前问他：“你是赶路呢？还是坐车到乡下？”他的头发又粗又浓，脸上显出饥饿的样子。
老彭凝视着他：“我是赶路。”
年轻人带着笑说：“刚才有些人转回去了，你们还是等今晚再走，如要急着走，离这半里的城墙上有个地方，你可番强过去，不过对小姐来说就困难了。”
老彭谢过他后，又回到黄包车上了。
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聚集，一个日本兵都没有。这儿的小黄包车夫和北平车夫一样，喜欢一面跑一面唠叨。
“每天有更多人参加他们。”他说。“这儿一定有几千人在西山，你愿意去吗？”他问同行的老车夫说。
“我太老了，”梅玲的老车夫回答说，“我过去曾参加义和团战争，但我现在已老了。”
“有一天我会杀死几个日本兵来让我心中痛快一番，在乡村他们没法对我们怎样。”
他们现在进了一个商业街，虽然现在吃午餐仍早了点，老彭却在一个饭店门口停下，把黄包车打发走了。他们进去租了间小房间。
“我们如何消磨这一天，也许可找一家小旅舍休息一些时间。白天日本兵不会搜查旅馆的，今晚咱们可以穿过城门，我们有口令。可是今晚无法到山上，得暂找一个村庄住下来，你还愿和我一起走吗？”
“我必须出城，而且愈快愈好。”
“这是一趟很苦的旅程。你必须买一些暖和的衣服，再加一件简单的棉袍于丝袍内。”
“博雅会担心我们。我们能否打个电话给他？”
“不，最好不要，我可寄一封信给他，今晚等他收到时，我们也走了。”
他们吃完了一餐清淡的午餐，梅玲无法吃下，脖子上的腺体又隐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