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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自由了吧？没有什么羁绊了吧？”何大福问童华。
“自由了，属于劳教系统职工，没有什么限制的东西。”童华答道。
“那太好了，立马要他过来，我们急需这方面人才。”何大福布置童华，迅速将此人调过来。
何大福急着要申怀忠过来，是因为厂里有急事。原来，他们几个将机械打箔机试制成功以后，虽然能投入使用，但质量还是不尽人意：打箔的锤头老是左右摆动，打出来的箔有螺纹状，电动机的转速与机械传动曲轴不太同步，机械部件损伤大，零部件常换又增加费用。虽然效率提高不少，但质量不如人工打得好。自家的“土灶子”工程师忙来忙去也没搞好。如果有一个“正宗”的机械工程师来厂里，那不是雪中送炭的好事么！
何大福读的书不多，但他看过《 战国策 》“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他学着孟尝君善待冯谖的做法，硬是将申怀忠吸收到了“金箔梁山”上。申怀忠后来果然成了“金箔梁山”的特等功臣。
可是，当初何大福决定接收申怀忠上金箔梁山的时候，申怀忠却反而犹豫了。他提出，到金箔厂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一家去了住哪儿？在监狱好歹还有个窝呆呆。见他拿不定主意，何大福对他说：“这你放心，我们先帮你家在外租房子，租金全部由厂里交。以后厂里盖房子，第一户就先给你！”住的问题解决了，申怀忠还是犹豫，他说老婆是上海人，没干过重活，到厂里打金箔吃不消，怎么办呢？何大福说：“这好办，厂里正好办一个职工图书室，你爱人就到图书室管图书吧！”申怀忠非常满意这些安排。可是，他还是没有最后表态，因为他儿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全家过去，小孩上学怎么解决？他新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说，听说西山镇中心小学外地新来的小孩入学要收入校费1000多元，这钱哪儿有？何大福说：“我在西山几十年，人头熟，那校长是我的老朋友，我负责保你小孩入学，一千多块我们厂出！”当时金箔厂经济开始好转，1000多块能付得起，但财务制度却没有这个先例，而且绝对不允许。可何大福管不了这些，他要人才，先答应了再说。申怀忠再找不出理由拒绝了，终于上了“金箔梁山”。这几件事在今天都是算不上什么事儿，可是在当时的金东县，可成了“破天荒”的新闻！
“金箔厂的何大福，胆子大的不得了！连劳改犯都敢收，而且还为他出了那么多钱。”社会上到处传扬他的“创举”，有褒有贬。
李雄关一伙更是又嫉又恨恼羞成怒，告状电话一个个打给县领导：“何大福胆大妄为，太不像话了！请问县里到底管不管？”
何大福管不了那么多。申怀忠一来，就叫他立即帮助解决打箔机左右摆动和马达与传动部分不同步的问题。申怀忠也不含糊，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攻关”战斗中。大概是申怀忠对金箔行业不太熟悉，或者他脱离实际工作时间太长，夜以继日忙了近三个月，竟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李雄关一伙幸灾乐祸、冷嘲热讽：“什么烂鱼烂虾都跑到金箔厂来混，以为好混的呀！这下子出洋相了吧！”
“什么狗屁本科大学生？哪个年代的？现在什么朝代了，早淘汰了！”
闲言碎语，申怀忠受不住了。他找到何大福：“我还是回监狱吧，实在对不起你何书记，我感到很惭愧，看来我是干不好了！”
可何大福不仅没有埋怨，反而给他打气：“泄什么气？继续干！搞科学创造哪有不失败的！搞试验哪有不走弯路的？毛主席领着我们走了二十八年弯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你才走几天弯路？怕什么？不要气馁，我支持你！干成功了，让他们抽自己嘴巴去！”
后面的故事就是顺理成章了。在何大福的坚决支持下，申怀忠终于成功了，新型的金箔打箔机成了金箔厂的“专利”，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工艺人工锤打金箔，由于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申怀忠也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各车间技术改造、小改小革的“光荣任务”全部落在了他身上。
1987年9月，在金箔厂首届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大会上，何大福总结引进申怀忠的成功范例，讲了如下一段话：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个人专业与集体智慧相结合，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唯一的光明之路。
知识分子必须要懂得：（ 一 ）有知识要学会运用，工厂需要的不是文凭，而是有用的人才。（ 二 ）要到群众中吸取营养。（ 三 ）不搞文人相轻，要依靠集体综合功能。（ 四 ）要淡化“官”念，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五 ）知识要不断更新。（ 六 ）要艰苦奋斗。
申怀忠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愿我们的企业涌现出更多的申怀忠！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1）
何大福在金箔厂“横冲直撞”，口号是“坚定不移走改革之路”，打出的旗帜是“振兴金陵金箔”，加上他又是“一把手”，弄得李雄关一伙反对派也无可奈何。一方面厂里的大部分职工和外来的新兴力量都跟着何大福走，另一方面何大福也确实使金箔厂“起死回生”了，继1984年圆满完成了天安门四十万张金箔的“政治任务”，得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锦旗表彰之后，整个金箔厂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职工中群情激昂、意气风发，生产工作蒸蒸日上。1985年国庆节前夕，何大福又策划了一场职工书法展览，他亲笔书写了一个条幅：“希望之路”。四个遒劲饱满的颜体大字，贴在书法展览的榜首。这几个大字虽然不能跟名家书法相比，但是对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氛围的小作坊企业来说，却是“惊世骇俗”。职工们看到这幅书法，佩服道：“想不到何书记还有这两把刷子！”何大福笑着，玩了一把幽默：“哈哈，原来三把呢。从化工厂调过来，丢了一把，现在只剩下两把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都说：“这下金箔厂真的有希望了！”
可是，李雄关一伙还是不肯改弦更张。严重的个人主义作祟，使他们很难从内心深处融入到这场改革浪潮中来，成了新时代的“智叟”。他们自己不当演员，不当球员，却热衷于当观众、当裁判。何大福前进路上每有动作，都成了他们这班人“评头论足”的“目标”，一有机会，他们便射来一支支冷箭，令何大福防不胜防。
1985年底，金箔厂又进了一个人。此人是一名大专生，后来成为金箔厂的副厂长，名叫杨春。他原来是分到金东县另外一个工厂去的，得知“金箔梁山聚好汉”，硬要闹着投奔金箔厂。人事部门本来都是随手划划的，当即同意了。对于这位金箔厂有史以来第一位分来的大专生，何大福如获珍宝，立即将此事排在当年金箔厂十大新闻头一条，何大福对杨春更是培育有加。先是放在生产车间学习锻炼了几个月，要求他掌握生产工艺、操作流程、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接着便安排他在管理科室，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实习；实习结束后，何大福安排他在供销科任副科长，负责原材料采购。那时马国富已近退休年龄，何大福有意让杨春接马国富的班。
当时的中国，所有物资都还“紧缺”，买物资要请客送礼，跟后来买物资“拿回扣”完全是两码事。那阵子，杨春磕头作揖为厂里买这买那，尽职尽力，干得还不错。开始，厂里有人担心他年轻没经验，怕他干不好，后来见他干得不错，大家都不再作声。何大福认为他文化高、脑子灵，又有积极性，本意是让他锻炼锻炼看看。结果，杨春很快适应了，何大福也高兴。
谁知，杨春却干了一件震惊全厂的大事，让金箔厂稍显平静的局势又突然紧张起来，也让何大福刚刚宽松了一点的生存空间再次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杨春到外面采购辅助材料，有时人家闹着请客吃饭，他只得照办。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有时为了求人办事，带点土特产，也是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可时间一长，出差补助费不够抵冲，竟积累了二千多元亏空账，财务报销不了，杨春个人工资也不够贴。这样，财务借款超期还不了账，这下急了！偏巧，厂里维修打箔机多余下来一些废钢废铁和其他车间剩下来的一些废纸废料，被一个收废料的收去了，正好价值有2000多元。杨春心想：我买东西花钱也是为公家，这废料收入也不用走大账，两相抵冲，正好，简直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办法。他将这个意见汇报给马国富科长，马科长说这件事要向何书记汇报。杨春说这件事有什么汇报的？科里有权进行调剂处理。马国富想：反正你是何大福的红人，随你怎么处理吧。结果此事就这么办了。谁知，俞芳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立即向厂领导作了汇报。 。 。。 想看书来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2）
何大福认为杨春这样擅自抵冲招待费的做法确实违规，是错误的，但主张内部“消化处理”。
李雄关、王志宏几位却不同意这种“内部处理”的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送交司法机关。
何大福对他们说：“青年干部刚上来，对违反财务制度的后果还不懂，我们一方面要查处他，另一方面要帮助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后备干部来。再说，这件事他也是为了厂里，没有进个人腰包。”
李雄关说：“他说有2000多元请客送礼钱无处报，谁证明？没有证明就是贪污、私分材料款。”
这边何大福拖着慢处理，那边李雄关一伙紧锣密鼓动了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何大福包庇犯罪分子的铁证，必须抓住机会，斗个你死我活。
李雄关、王志宏、曹庭串通了六七个中层以上干部，由“汤谋士”执笔，写了一封揭发信，寄到金东县四套班子和公安局。这封信寄出后，很快就有了“回音”，说这个领导、那个领导都批示了，要严肃查办。李雄关一伙得意忘形，频频相约喝酒，聚众生事起来。
金箔厂形势顿时严峻。何大福面对李雄关一伙的猖狂气焰，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那阵子，他什么话也不多说，冷静地对各个车间主任说：“人家忙造反，我们搞生产。”
杨春真的被公安局抓走了！那时候，国家规定：贪污2000元以上必须抓人。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是何大福多年的老朋友，经常一起喝酒吹牛。可是一遇“例行公务”，这位副局长“脸一翻，认不得张三”。抓杨春这天，他找到何大福，出示了拘捕证，尴尬地笑了一下：“例行公务，对不起了。”便指派何大福通知杨春。不一会，警车在厂区“呜呜”叫了几声，戴着手拷的杨春便被警车带走了。
何大福望着警车绝尘而去，呆立在那儿，半天没移步。李雄关一伙满面春光，得意洋洋。围观的职工们，一会望望何大福，一会瞧瞧李雄关，搞不清他们到底谁对谁错？
当天晚上，何大福一夜没合眼。半夜里，他爬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吃饭不干事，平安无事；吃饭想干事，事事有事。俩事选哪事？我选干事！”他想了很多很多。首先怪自己，为什么事先没跟杨春讲清楚？现在让他去吃这个苦！然后也怪杨春，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一下，报告了劝导一下，不就没有这事了吗？他也怪李雄关一伙，要不是你们联名告状，哪有这么大风波？他也怪金东县领导，这点事也不能宽容一下？非要用这种办法来处理？他更怪这个穷厂，连这点请客吃饭的权力也没有，钱也没有，弄得一班干事的人事情要干，开支却没有地方出……现在，事既然已经碰上了，只有认倒霉了……不过，怪这个怪那个，杨春怎么办呢？他还关在看守所里，他在那里怎么样？听人说，大太阳灯照着，几个干警轮番审讯，二十四小时不让休息，让他神经恍惚交待问题，他吃得消吗？这个时候，我不去救他，谁去救他？不救他，人们怎么看我？你说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你何大福的。今天出了问题，你在干什么呢？怎么闭嘴了？
想了一夜，何大福决定豁出命来也要营救杨春。一早起来，他就直奔钱仁德办公室：“杨春这件事，不怪他，怪我。他不懂财务制度才那么干的。恳求局长出面救救杨春。” 。。 。。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3）
钱局长理解何大福：“关系到经济犯罪的事，谁都不敢说话。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只能出面找领导反映反映！”
找完钱局长，他又去找公安局长，说：“上面规定2000元抓人是不错，但杨春没上腰包贪污啊！他是为厂里办事抵冲账的。”
局长对他说：“你讲的情况我清楚，可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