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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有的放矢的精彩言论，都对何大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何大福在金箔厂实行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言行都渗透着禹作敏的影子。
1993年1月，何大福在他的干部大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字：‘谋’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歌唱了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研究这个谋字。这个谋字，我认为要好好思考。为人民谋幸福，这谋字就是为党、为人民、为老百姓、为他人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坚定不移地追求最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我们当一个单位小头头，就是要为这个单位人们谋幸福，每个头头都为本单位群众谋幸福了，全国人民也就幸福了。”这段话，何大福说他是学习禹作敏而萌发出来的。
1992年9月，何大福在全市干部会上说：“有人说我何大福干得这么好，应该醒醒了，金箔厂应该升格了。我们对此无所谓。什么级不级？企业不论级。企业就是企业，以追逐经济效益为目的，不同于行政管理机关。要有，也应当是规模级、效益级、信誉级，而不是行政级。那种把企业分为不同行政级别的做法是不妥的，从这点上说，企业无论大小，企业办得好就有‘级’，要多大有多大；企业办不好，什么级也没有。试问：市长坐奥迪，厂长坐奔驰，你说他们哪个级大？试问：别人买我的产品，要不要问哪个级别的厂生产的？”何大福说这段话完全是由禹作敏的口气演变而来的。
1990年，在一些企业界人士坐谈会上，何大福发言道：“我在上级大会上发言，在给上级报告中，很少有客套话，有些领导不习惯，说我傲。我不服气。有些人讲话开头总要讲：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什么方针指引下，在各单位大力支持下，讲了一大串还不见正文，我嫌烦。一个企业如果亏损几十万呢？能不能写上：在XX领导下、指引下、支持下，今年我们企业亏损了几十万？其实都没必要。”何大福说这些话，都有禹作敏的风格。
在禹作敏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若干年后，禹作敏触犯国法，出事了！何大福发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哀叹禹作敏”：禹作敏，农民也！中国的革命，成也农民，败也农民。盐碱地是你的根，你想离开根，绝对活不成；穷困落后是你的命。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忘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诫我们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你干吗忘掉对自身的学习改造呢？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啊！不过告诉你禹作敏，中国改革的史册，无论正面讲反面听，都不会忘掉你的大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锐意改革的先驱者，如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等人，他们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也曾激励过成千上万个改革家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卓越的贡献。然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们行程艰险。对他们来说，幸福与苦难真是相隔一层纸。何大福不是那种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企业家，他对那些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一种由衷的敬意，对那些中途落马的好汉们的情感是心灵的吐露和肝胆的披沥。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何况他们对时代已作出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大名。
拜访孔子老家（1）
何大福盯住山东，是从一句口号开始的。
“要想富，先修路。”80年代初，山东省负责人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发展交通是山东改革的重大举措和思路。他们认为，过去山东穷，穷就穷在交通闭塞，现在山东要发展，必须大力修造四通八达的道路。山东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加强了全省道路建设，卓有成效。看了这篇文章，何大福很受启发。他想：山东人提出修路，关键是他们找到了正确思路。因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关键还是“思路”问题，“思路”比“道路”更重要！于是，何大福在这个口号的基础上，编撰了另外一个口号：“富不富，在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要想富，调思路。”打那以后，山东也成了何大福注意学习的榜样和目标。
90年代初，何大福又带着他的###十名骨干考察，参观了山东的金锣、寿光和海尔这三家有一定特色的企业。过去山东人在何大福眼里，只是山东大汉，会打仗、会吃苦、种大葱、做煎饼，搞企业是不会超过江南的。没想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竟是一鸣惊人。一家原本搞猪肉、家禽加工的企业，现在已经搞成年销售额16个亿的大集团；一家搞农业小产品的，现在已经变成全国著名的蔬菜集团、蔬菜基地；山东人搞洗衣机、空调，比江南“莫愁”品牌起步迟得多，但是在海尔公司，何大福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山东人用自己的模式对待市场，给何大福一行树立了榜样。看到海尔，何大福一行知道了什么叫规模经济，什么是产品的大市场概念和人才的大市场概念。
山东人咄咄逼人，要搞就搞最大的、搞最好的，搞世界一流的，这英雄气概让何大福心悦诚服，赞叹不已。
金锣集团的老板周连奎贩猪出身，是个文盲。但他的大思维、大手笔却令何大福叹为观止。金锣的冷库是万吨级的，90多条生产线。一天宰4000－8000头猪。这种规模化生厂的气势，给了何大福振聋发聩的影响。
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讲了自己的感觉：每天如履薄冰！他说，企业就像一只球体在斜坡上往上滚，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动力和阻力，稍不注意，球就有滚下去的可能。张瑞敏居安思危的意识，使何大福深受教益。
山东之行，使何大福开阔了眼界。不久后，何大福又一次率领几名干部前往山东诸城，全面学习考察诸城的企业改革、改制经验。归来后，他的心境久久难以平静，逢人便谈诸城原市委书记陈光。他说像陈光这样的市委书记才真正像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如果在他领导下即使干死了心也甘，也无怨无悔。
何大福赞美陈光，真有点“崇拜”的味道。这次他专程到诸城取这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经，想不到陈光由于改革有功已被提拔到另一个地区任职去了。由于陈光改革名声大振，到诸城参观者太多，小小县级宾馆随行就市的价格抬得吓人，这都是陈光带来的效益。好在陈光也玩的是真功夫，留下三个多小时的录像讲话，让所有想见他的人饱览他的电视风采；也让所有想取到他真经的人听一听他的“改革真谛”。
看录像、听录音之前，何大福本想看一阵便出来到企业“明察暗访”去。谁知一听一看三小时下来，何大福竟不肯离板凳，也不肯去洗手间。何大福说他与陈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其实陈光比何大福小了近二十岁。 。 。。 想看书来
拜访孔子老家（2）
陈光三个多小时的经验介绍报告，侃侃而谈，不用讲稿。他对公有制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现状掌握得一清二楚，就像母亲知道自己儿女的缺点、脾性一样。他的精彩演讲，使所有听众不得不心悦诚服。何大福说，听陈光演讲，实在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鼓舞，没想到当今共产党县团级干部中，还有这样的好干部和好人才。听完之后，觉得如果不跟共产党走，那肯定是没有前途。
何大福最欣赏的是陈光的“实”字。在陈光的演讲中，没有大话、套话和官话，自始至终“实事求是”。他说国有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大很多，亏损面大、亏损数额多。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企业资产成了墙上的画饼，好看不能吃。他说，他曾做了一个试验，在一家企业抽400名员工就一个问题进行问卷，这个问题是：当你看到有人拿企业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给三个答案：一个是“装着没看见”；一个是“他拿我也拿”；另一个是“同他作斗争”。结果有378人是“装着没看见”，只有3人选择“同他作斗争”，剩下的人则选择“他拿我也拿”。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老是搞不上来，到今天还处在这个局面？主要是这么多年国家在减政放权上只是制定政策，没有动真格的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产权不清晰，职工个个是主人，个个都不是主人，政府手大不遮天，诸城市100万人口，1992年5月市政府50万元钱都拿不出。像陈光这样讲实话真话的干部中有多少？何大福不清楚，而这些真话实话，是1992年开始讲的。
何大福称赞陈光的第二点是他敢于带头“唱卡拉OK”，带头站在改革实践中闯与创。陈光说，###在十四大上就讲过“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为了改善管理和提高效益，有些小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招标、投标、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为什么我们不干起来？他亲自挂帅“诸城市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勇敢地“唱起卡拉OK”。他说，福建石狮全市全都是私营企业，共产党政权在那里非常巩固，鲜艳的五星红旗照样迎风飘扬。因此，企业改制，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可能会削弱地方政权，夺取政权是靠枪杆子，巩固政权就是靠经济，老百姓都盼着过上好日子，你经济不发展，老百姓上街闹事，地方政权怎么巩固？对诸城企业改制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陈光生动地说是：你登记，我注册；你经营，我收税；你发财，我恭喜；你破产，我同情。但绝不掏钱，非得给企业充分自主权，把企业逼向市场。
何大福特别称赞陈光的第###是陈光忍辱负重，担当风险的勇气。企业改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难点的突破，诸城的企业改制，走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沸沸扬扬”了很长时间，作为领头人陈光受到了很多非议，社会上就曾盛传：“陈光陈光是陈卖光”，指责陈光在企业改制中，把企业通过七种形式转换给了职工、集体等，甚至有人传说陈光要被抓起来。陈光说，我国有的法律法规是滞后的，我的有些做法虽是失误，但同没改革而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比起来，是芝麻西瓜之分。
何大福说，陈光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方领导干部，站在人民利益的制高点，时代发展的前沿，认准价值观，非常自信勇敢地面对非议，为攻破企业改制这个难点忍辱负重，他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积极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公有制实现形式，而且给第三次思想解放大潮提供了实践证明。
那一阵子，陈光成了何大福走改革之路的又一个偶像！
“南风”熏得游人醉（1）
站在深圳世贸大厦52层旋宫顶层，何大福仿佛站在天堂上鸟瞰人间。
密密匝匝的建筑井架，一幢幢耸天入云的高楼，一条条汽车的长龙，一幅幅用及时贴制作出来的特大型招牌，一簇簇来自内地川流不息的人们，组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特有的繁华景象。何大福当时就想，一千多年前，描绘河南开封的一幅《 清明上河图 》，成了千古奇观。今天深圳景象，不知哪位天才画匠能将它画下来，千年以后，绝对可以与《 清明上河图 》媲美了。
何大福到深圳，是受香港一家驻深圳公司戴老板之邀而往的。这戴老板原系浙江杭州人士，学美术专业。七八年前，他在香港的姑妈因无后嗣，家业无人承继，便把他办到香港。由于姑妈家从事的古装家具闻名欧洲，戴先生学的又是工艺美术专业，所以到香港后如鱼得水，事业做得很成功。1979年，深圳成立特区，戴先生因为在香港发展的空间太小，而较早投资到深圳布吉，成了深圳早期的外商。戴老板的这个公司生产高级家具及装饰品，需要金箔，他慕名找到了金陵金箔厂，受到何大福的热情接待，所以戴老板多次邀请何大福前来深圳考察参观。何大福带着武亮、魏建、杨俊、郝宁、彭新生等几个青年干部来到了深圳。那时候，到深圳要办特区通行证，政审、填表、领导签字，跟出国一样。
戴老板热情接待了何大福一行。当天他从香港赶过来，陪着何大福他们参观了一下他在深圳新建的工厂和生产车间，晚上在帝豪海鲜大酒楼请吃饭。何大福第一次吃鱼翅，服务员端上来后，他说不吃，农村长大的，从小吃粉丝吃得太多了，不喜欢吃粉丝。戴老板说：“这不一样的，你吃吃看，这是鱼翅，是深海里鲨鱼的鱼背和划水的刺制成的，属于山珍海味呢。”何大福这才吃了，感觉是不一样，非常鲜美。轮到吃鲍鱼了，何大福再不敢吱声，望着戴老板，学着他的样，左手抓叉，右手抓刀，切一块挑起放在嘴里。听说很贵，但何大福感觉味道好坏也吃不出来，跟金陵特产鸭肫干差不多，好像还没有鸭肫干好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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