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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调控、提供信息引导、组织行业协会等手段。企业除了通过税赋对国家承担责任，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如企业管理权、经营决策权、产品出口权、价格权等。由于分工明确，各自都为美国的振兴尽职尽力，互相干预的事就比较少。美国的企业不会办医院，不会办幼儿园，不会办社会福利事业，因此可以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产品、研究市场、研究如何赚钱。不像中国，政府插手管企业的事，什么医疗保健、入托上学、住宿吃饭……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企业束手束脚。而且，政府干预企业，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就比较大，企业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推给政府——‘政府要我这样搞的’。很多企业为什么会亏损，有的项目为什么上了一半就下马，领导就说我们是执行了上级的指令，因此他屁股一拍，到别的地方照样当官，也不好追究法律责任。政府管得越细，人就越多，机构就越庞大，如何能精简？比如现在的工资制度，由国家劳资部门统一控制，要调一起调，要不调一起不调，或者是40％的比例，下面学习政策，组织讨论，排队审核，面广量大，调到的理所应当，调不到的怨声载道。国家这么大，企业那么多，哪个人能把政策订得那么完善呢？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就决不管企业的工资，企业本身有自我调控的本领，工资发多了，就增加了他的成本，利润率就低，老板是不愿意的；反过来，发少了，又留不住人。再如，中国企业自己花钱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怎么盖？盖哪儿？盖什么式样？政府都要干预、限制。结果是决定的人不负责任，负责任的人无决定权，叫企业实在是没办法。当然，不是说企业要脱离政府，企业也不会愿意脱离政府。没有政府的指导，再有能耐的企业也会如瞎子摸黑，会摔跟头的。”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置身自由天堂（2）
何大福又问：“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我听明白了，谢谢你的指导。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企业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呢？”
谢校长答道：“由于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协调得不是很顺，因而一些企业家对政府屡有微辞。那么，美国的企业家对政府有没有褒贬之辞呢？应当说没有什么。这倒不单单是因为美国政府不干预企业，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也不是说美国的企业就没有困难。他们虽然没有遇到或较少遇到我国企业面临的情况，但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会遇到别的方面、别的情况对企业的撞击、约束、控制。可是，因为美国多年来法制社会所形成的习惯，权力和义务都由法律定下来，大家依法办事，一切都是说的清楚的。比如美国的税法就比中国严格的多，且公平简明、操作性强；更因为美国大部分是私人企业，他们从来不讲客观因素，只找主观原因，认为客观总归是复杂的，是各种矛盾中的，是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办得好坏是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美国人有问题都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很少推向别人。例如在大街上，如果谁不小心踩了一位路人的脚，还没等踩人者道歉，被踩者倒先说‘Sorry’了。此事如出在中国，很多人会纳闷。但美国社会普遍养成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当你踩了他的脚，他首先会认为是他的脚放的位置不对才使你踩到他的脚的。如果把你绊倒，更不得了，因此他要说‘Sorry’。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曾盛极一时，倒闭时，别人帮其分析客观原因，而他们自己则处处从自身找原因，认为是机构不精、用人不当、管理松弛、产品开发指导思想有误，只认大家伙、只抓高精尖，忽视了家庭式的和普及式的等等。在美国，一个企业若处处怪别人，会被同行低觑，没本事才怪别人，有本事只怪自己。而国内的许多企业家则不是这个概念，企业办不好，不从内部找原因，而是怪市场环境不好，怪政府的政策不活，怪资金匮乏，怪这怪那，而越是怪这怪那的企业，就越不可能搞好。”
何大福三问谢校长：“在中国有一种比喻，说国有企业是属‘猪’的，有国家包养包喂；集体企业是属‘鸡’的，自己出来找食吃；乡镇企业是属‘鸟’的，满天飞找食吃。请问美国企业中，有没有属猪、属鸡、属鸟这些说法？还有，世人都说，一个企业技术是核心，那么技术和市场哪个最重要呢？”
谢校长答道：“美国的企业都是私人的，即使军火企业，也是私人办的，全部是市场经济。技术、市场全部由企业自己解决，政府只能解决政策导向，创造生存环境，保障私有资产不受侵犯，裁决市场经济中的不规范行为。例如：垄断市场、屯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等。在美国，虽然每个企业都掌握着核心技术这个竞争力，但每个企业都把市场看作是第一位的，总裁、总经理等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市场运作上。所谓的经营管理，经营就是指市场，而管理则侧重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如果说一个企业，生产产品和市场销售是一股道上两条轨，那么这两条轨少了哪条都运行不了！”
将近一个月的美国“培训”，使何大福更加胸有成竹，更增强了底气。后来，何大福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企业与政府的“三个不能”观点，在政企分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成熟的举措。他还将在美国学到的“sorry”理论运用到企业中，在金箔厂创造了几个有名的观点，如“不管出了什么事情，都不准讲客观，只准讲主观”；“我不看过程，我只看结果”；“每个单位一把手都要懂得研究市场、分析市场、策划市场、导演市场！”
置身自由天堂（3）
学习班结束后，在美国参观。何大福印象最深的有三处。第一是美国发达的科技农业。他在美国参观了一家农场，一望无际的西红柿田，一台收割机开进去，将成片的西红柿连着茎叶不断吞进，然后茎叶到一边，果实到一边，好的到一边、坏的到一边，然后清洗消毒，最后制成果酱，全部工序不出机器，一小时70吨，完全机械化。飞机播洒农药，哪儿需要，哪儿不需要，哪儿多，哪儿少，全部自动化控制。何大福一边参观，一边询问向导。这位农村苦出身的小孤儿，从此知道了世界上农业技术早已进入了巅峰，而他的家乡仍然“脸朝黄土背朝天，手扶犁耙耕单田”，真是天壤之别。向导告诉他：“由于科技太发达的缘故，中、低档货，尤其是手工业品，美国几乎都不生产，充斥美国市场的大多是外国货，这里可以说是世界商品总汇。美国人的想法是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在科技顶端上领先世界，以高科技赚取更大的利润。”
第二是美国发达的公路网。连续一个星期的参观考察，何大福一行都是乘坐大巴，行驶在宽畅的高速公路上。在美国，火车只保留着历史的痕迹和旅游乘坐而已，几乎所有的交通都是公路和飞机。何大福做梦也没有想到，发达国家的公路是如此先进。宽畅的沥青路面，中间一个绿化隔离岛，两边各有三个或四个车道，分别用白线、黄线划分清楚，一路指示牌、指示灯明明白白，每条道路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奔驰在这宽畅整洁的道路上，何大福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心旷神怡”。想到自己祖国的道路，大部分还是沙石路、土路，何大福心想：什么时候中国的道路也像美国一样，那就死也瞑目了！当然，十几年后，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也同样令何大福激动难抑，他开着“奔驰”车，几乎跑遍了每条高速公路！
第三是美国的性解放。到香港、到日本，何大福对“性解放”还感到“神秘兮兮”，偷看一本黄色书刊，偷看一段黄色录像，还带着犯罪心理。这次到了美国，何大福这个被几千年传统封建思想禁锢的中国人在这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又都害臊的领域里，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那天，开车的司机带领大家参观旧金山繁华商业区，司机也是中国留学生，懂得中国大陆客心理，他将何大福一行带到一家“性具”商店。大家进去一看，惊呆了：橱窗里，一边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肤色大大小小的男性生殖器！个个形象逼真，看起来雄纠纠、挺拔有力；另一边，整整齐齐摆列着各种肤色的大大小小女性生殖器，还摆放着各种品牌的润滑剂。在另一个橱窗里，还摆着各种性交用的鞭子、捆带、吹气式塑料真人模型等，整个商店布满了各###女性交的图片、灯箱、录像带，使每个客人都有一种进入“性的世界”的感觉。
参观过性品商店，司机说，隔壁就有一个真人秀表演的场所，愿看的可进去看，每位25美分三分钟。此次来美国培训班的大部分回国都有官升，当了解到真人秀表演就是###女人现场表演时，许多人都不敢进去看，只有何大福等四五位企业界人士愿意进去看。何大福认为，学习研究外国的东西，哪方面都要看看再说。
旧金山的真人秀表演，也不是真人接触面对面，而是像蒙古包一样搭建的一座圆形建筑，中间放一个舞台，十几名###女人，轮流在台上或集体在台上跳舞。所有观众只是在圆形建筑外面的亭子里，那里有个窗口，对着舞台，从窗口朝舞台观看，25美分三分钟，到时必须继续往里投钱，否则窗户自动关闭。何大福换了硬币，进入亭子，将门关上，发现里面只能容下一人，铁板上面，全是粘乎乎的湿滋滋的东西。他将第一个25美分投入指示口后，窗户档板立即开启，透过窗户，看到十几位各种肤色的美女在舞台上随着音乐胡蹦乱跳。一会儿，一个美女跑到窗口用屁股对着窗口摇摆着；一会又有一个美女正面对着窗口，叉开###……何大福从来没见过这种面对面的“性刺激”，这时才明白铁板上那些粘乎乎的“东西”是什么了……那晚，何大福连看了半小时，这是他到美国最大的一笔开支。
回到厂里，何大福将在美国学习的体会，写了一篇文章，登在《 金箔报 》上，又召开了干部大会，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实际情况。他说：由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发展经历的不同，因而许多问题是不能类比的。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经济既然能高度发达，那么其赖以发展的体制、条件、办法等自有可取之处，美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我们国内企业家好好学习的。
当然，美国也并非天堂，同样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如由于地广人少环境好，长时间的富裕生活，使许多人产生了玩世不恭的颓废思想，不思进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滑坡。这一点，在美国音乐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除了乡村音乐尚有些清新朴质，城市音乐则充满了渲泄和躁动不安的情绪。我思量，美国人偏重发展高科技，不屑于手工业和普通制造加工业，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以此否定美国当今的社会精神。
考察过美国之后，何大福又考察过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十四国，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先进的管理，对何大福产生了“脱胎换骨”似的影响。每次考察一个国家，何大福都对伟人###“不要争论姓资姓社了，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论述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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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理论“殿堂”（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其初衷就是破除旧的传统观念，破除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旧的管理体制，包括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使中国走向强大，使中国人民走向富裕。
可是，这个对于中国人民千秋万代都有好处的伟大创举，一起步却呈现出令人沮丧和抑郁的氛围。人们只知道嘴上喊改革，却不知道改革到底为了什么，更不知道改革中和改革后利益关系、政治和经济体制会发生什么变化。许多人虽然口口声声喊改革，也深知“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走向富裕的唯一出路”。可是，长期受另一种教育熏陶的大多数中国人，在理论上一直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何大福也是如此。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围绕着“姓社姓资”，进行了公开的论战。“改革派”一度处于低靡，何大福也处于迷惘之中。他常常思忖：改革开放是我们共产党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自我醒悟、痛定思痛而决定实施的，为什么许多人却推三阻四、左右摇摆呢？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何大福无法理解。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为此感到深深的焦虑。
199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聚集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改革开放前途与命运”论坛。论坛邀请了全国许多闻名的改革人士参加，何大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