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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企业都是在外面请苦工干的,现在轮上他了,这叫“劳动改造世界观”。如今想来,何大福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熬过来的。最令何大福难忘的,是他上台挨批斗那天,他开始挂了块大牌子接受造反派的“批判”。谁知会场气氛越来越激烈,最后人们高喊着让万庆彪跪下来低头认罪。万庆彪还没跪稳,造反派一名骨干跑到他背后,用穿着厚底皮鞋的脚往他的腰部猛踢了一脚,万庆彪当场“啊唷”一声趴了下去。过后他又慢慢地爬起来重新跪在地上,那个造反派接着又是一脚。连续两脚,何大福见了,好像不是在踢万庆彪,而是在踢自己,他不忍心看,把头低了下去。
从那天以后,何大福竟对“###”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对那些被批斗的、被关押的、被撤职查办的干部都给予同情,并暗中帮助。在斗争最紧张的那几天,万庆彪被关在牛棚里,每天由专人送来猪食般的饭菜。那时何大福还是“造反派”,参与轮流看管这些“牛鬼蛇神”,他经常乘人不注意,将排骨、红烧肉之类的菜从窗子里递进去,令万庆彪又怀疑又感动。何大福的异常表现,很快被造反派头头发现,他们认为他革命意志不坚定,将他从“积极分子”贬为一般“革命群众”,不久,又把他划为“保皇派”。
万庆彪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是要“株连九族”的。万庆彪的爱人张凤仪在另一工厂做人事科长,也受到“株连”,变成走资派家属。不仅化工厂没人敢与她联系,连她本单位职工也不敢跟她来往。有一天,何大福骑车上县城,见张凤仪一个人走在街上,孤苦伶仃的。他连忙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喊了一声:“张师傅!”那时候兴叫“师傅”。在这特殊的敏感时期,有人敢在大街上称自己“师傅”,闹得张凤仪呆望了半天,却不敢答话。因为何大福从来没与她有过接触,他认得她,她却不认识他。
“我是化工厂的小何。”何大福自我介绍。
“……”她两眼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其实,当初何大福保万庆彪与他老婆,只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出于对自己敬慕的老领导的一点同情,根本没有想到过后万庆彪还有“解放”的一天。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能“东山再起”吗?二十岁的何大福根本没有这个政治经验。
1971年,万庆彪被解放,又重新当了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大福成了“###”后金东县工业系统第一个入党的青年,还是厂里第一个“以工代干”干部,并且受到万庆彪等许多老干部的高度信任。万庆彪的爱人1979年得了癌症,临死前何大福去看她,她还念念不忘地说:“小何你真是好人,‘###’老万倒霉成那样,只有你敢理我们!”
每每想到何大福“###”中的表现,万庆彪都认为:这样的人,我们不信任,谁信任?!我们不用,谁用?!
亲眼看见了美女蛇
何大福除了经历过许多苦难,还经历过许多磨难。他曾经是“左”的思想、“左”的路线受害者,也是“左”的路线的执行者,他深深懂得“左”的东西的危害性。
万庆彪记得,何大福曾经做过一件“左”得出奇、“左”得可爱的事,闻名全厂。
何大福大难不死,度过了1960年安徽最严重的饥荒。当年5月份,他被江南省金东县龙湖镇一位叔叔救助,终于告别了死神,跟着叔叔离开了故乡——何家庄。到了龙湖镇,开始一年,叔叔叫他补习文化,后被当地一个供销社照顾招为练习生。1964年,金东化工厂创办,何大福因为年轻,成为金东化工厂首批创始人。当时,因为何大福只有小学文化,万庆彪安排他做化工厂最简单的工种,叫氨水泵房。何大福只知道“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他,浑身充满着无穷的力量,工作中做到“三不提”:不提职务高低、不提待遇多少、不提条件好坏。各项工作都干得出类拔萃。万庆彪记得,何大福当时积极肯干的表现是全厂有名的。
1966年初,山西太原五一化工厂一行一百多人到金东县化工厂来培训学徒。那时何大福在氨水泵房当操作工。他的岗位上分来两名女徒弟,其中一名叫白莉莉。这白莉莉圆圆的脸蛋,白晳的皮肤,挺挺的胸脯,青春###,魅力无限。虽然当时何大福和这些徒弟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在那个年代,学徒工是严禁谈情说爱的。何大福那时向往未来,追求进步,因此,他对徒弟们正儿八经,从没有非分之想。两个徒弟学艺也认真,工作负责,从未出差错,师徒相处十分融洽。
问题就出在春节后不久的那天大夜班。深夜###多钟,何大福困了,一个人跑到操作室外面的氨储罐边呼吸新鲜空气。正独自享受这清冽的夜风时,白莉莉飘然而至。
“何师傅!”白莉莉嗲声嗲气,唱歌一般。许多人都说她讲话好听,犹如银瓶乍破。
“你跑出来干什么?”何大福没想到她也跟了出来,连忙问。
“我想……我想陪陪你。”月光下,她的神情似乎有点异常。
“我呼吸呼吸空气,要你陪什么?!”何大福希望她走开。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像紧箍咒一般,男女青年是不能单独在一起谈话时间过长的,何大福生怕被其他人看见。
“何师傅,你难道讨厌我吗?”白莉莉细声细气地问。
“讨厌什么呢?你不是学得蛮好吗?”何大福讲的是真话。
“那你为什么对我的表示没有反应呢?”北方姑娘胆子真大,竟当面对何大福示爱。
白莉莉早就对何大福有意了,可是何大福毫无察觉。面对这种场面,他不知所措,想进操作室躲开她,可是她突然拉住了他的膀子:“你能不能抱抱我,亲亲我?我好喜欢你!”
何大福呆若木鸡。1965年我们国家开始学毛选,到了1966年已进入高潮,何大福曾读到过毛主席关于“坏人会变为化成美女的毒蛇”那一段,印象特别深。突然,他仿佛感到眼前的白莉莉就是化成美女的毒蛇。原来开朗活泼的她现在变得十分可怕,仿佛自己不逃脱,就要被她吃掉似的。于是他迅速挣脱她的手,跑进操作室。白莉莉一人站在氨储罐旁边进退两难,好长时间都没进操作室。那一夜,何大福是在恍恍惚惚中度过的,他的神经绷紧到了极点,生怕白莉莉拖他下水不成,会狗急跳墙,破坏生产,引起爆炸,所以对她高度警惕,严密注视着这个“美女蛇”的一举一动。
早晨八点夜班人下班,何大福连忙找到班上团支部书记,报告一级一级上升,不到二十分钟,事情就汇报到了万庆彪那里。万庆彪立即将对方带队的负责人找来,商量处理办法。第二天,太原五一化工厂全体学徒人员召开紧急大会,带队人在会上宣布开除白莉莉,立即押返太原。听到对她的宣判,何大福才舒了一口气。整个“###”早期,何大福都为自己立场坚定,勇敢地挖出一条化成美女的毒蛇而感到洋洋得意。
这个可笑的故事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可能会认为是编造的,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轰动金东化工厂的“大新闻”!当时,就是以这种左的标准来衡量干部职工的。何大福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后来被一路重用,其中肯定有对待白莉莉事件这种“杰出”表现的“功劳”。
多年以后,何大福曾经为此事满怀内疚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为什么同样一个政党,不同时期却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政策标准去培养、教育自己的干部呢?在不同的教育下,下属的干部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老百姓,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可怜的白莉莉啊,要是你生活在今天,你的那些爱的权利,怎么会被剥夺到那种地步呢?!可是我感到更可怜的倒是我自己,与白莉莉相比,我太愚笨太可笑了!”
文章还说道:“一个没有老百姓自我和自爱的社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全的社会,一个不尊重老百姓人性和自爱的干部,这个干部就不是好干部;一个失去自我和自爱的人,那他或她就不是完善的人。1966年那个年代,白莉莉是人,而我不是人。”
但不管后来人们观念怎么变化,在当时,万庆彪却感到何大福这个小青年是金东化工厂未来的栋梁!
令人羡慕的“以工代干”
1970年,金东化工厂开始全面恢复“正常”秩序,万庆彪等几位被打倒的“走资派”逐个“解放”复职,生产机构开始运行,各项制度开始建立生效。这个过程中,干部人手不够,所有老干部都想到了何大福。所以,何大福一夜之间,由普通工人成为“以工代干”的“干部”了。那时候,“以工代干”非常时髦,令多少年轻人好生羡慕,向往不已!
开始,何大福只是当秘书,做做记录、跑跑腿、刷刷标语,忙忙黑板报、管管大印介绍信。后来事情越干越多,从秘书到政工科副科长,到后来当了政工科科长。实际工作的锻炼,不断的职务培训,使何大福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
有件事万庆彪记得很清楚,那是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建厂初期就参加工作的陈国华找到何大福家,支吾了半天才说明来意。原来,他是来送礼的。他说老婆进厂做“计划外用工”有许多年了,一些比她后进厂的人都转成了“合同工”,而她至今未转,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计划外用工”转为“合同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为这件事,陈国华曾经找过何大福多次,他都答应帮忙,但许诺归许诺,一到“做主”的时候,比他权大的人还是将名额给了别人。一些善于钻营的人告诉陈国华:“不拍不送事情办不中。”于是,他特意送来一顶“尼龙帐”,价值40多元。这在当时算一份不轻的礼了。特别是尼龙帐子,当时何大福连见也未见过,在本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是陈国华通过福建老家寄过来的“宝贝”。
“何科长,这点小意思,你无论如何要给面子收下来,这顶帐子看起来值钱,其实也不值几个钱,我老家那边多着呢!”陈国华心诚意切反复解释。
望着这顶尼龙帐,看看陈国华那张期盼的脸,何大福不知如何是好。说真的,那时开始流行“开后门”,像陈国华这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合同工”名额确实很难落到他老婆头上。厂里一年才几个名额,要照顾的、开后门的、包括上头带名单的那么多,光凭“排队”怎么能排到他头上呢?尽管何大福也想帮忙,可是拖了一二年还是没解决。陈国华怎么能不急呢?
于是,何大福坦城地对陈国华说:“忙我肯定要帮的,可这顶尼龙帐我肯定不收,一是违纪,二是我不喜欢搞这一套。我干这个工作这么多年,经办了不少这方面事情,一件贵重的礼品都没收过,当然,吃顿饭是有的。”
谁知,何大福说了半天,陈国华竟不相信!他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冷漠地哼出了一句:“那么,我老婆先进厂为什么转不了合同工,后进来的为什么转了呢?”他的意思何大福清楚:你如果没收人家的礼,为什么帮人家忙,不帮我的忙?
“这个……这个……一时也难跟你说清楚”,何大福结结巴巴有点回答不出,“不管怎么样,忙我肯定要帮,这尼龙帐我肯定不能收。”何大福说着,将小包裹往陈国华手上一塞,态度十分坚决。
“我求求你,帮个忙吧!”陈国华认定何大福不收他的礼,事情肯定办不成,他猛地站起来,将尼龙帐往何大福家床上一甩,跑出门外。何大福想追上去,将尼龙帐送回给他,考虑到在半路上拉拉扯扯影响不好,又怕引起陈国华的更大怀疑,心想,干脆等他老婆的问题解决了再退给他吧。
于是,在党委会上,何大福向组织报告了“尼龙帐”事情的经过。他对万庆彪说:“如果这次不解决陈国华老婆的转正问题,我就不干了!”结果,在何大福的“强烈要求”下,陈国华老婆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办好陈国华老婆转合同关系的那天晚上,何大福拎着那个原封不动的尼龙帐包裹来到了陈国华家,里面还夹了一封何大福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现在你老婆的事解决了,这下放心了吧?我今天特意退回尼龙帐子,你们还是自己用吧。虽然这年代风气不好,办什么事都要请客送礼,可我不愿搞那一套,希望你从这件事中认识一个道理: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万庆彪了解到这件事后,对何大福的人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还有一件事,万庆彪也是记忆犹新。何大福有一位堂哥,叫何大根,比他大七八岁,在金东化工厂做保管员。堂哥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缺点就是少言寡语、脾气倔犟。有一次,一个车间急需领用一批螺丝,分管的领导不在,正好另外一位厂领导来了,他们便请他帮忙说说,过后补签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