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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上的风波（2）
何大福越说越关键，一口气又说了其他几个问题，他说：第三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一个重大内容是政企分开。将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抱出来推向市场。以往几十年在计划经济领导下，所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来包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来投资，产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场也由政府来控制。现在要将政企责任分开，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官员就有一种失落感，认为你现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眼里没有政府了。如果我们企业什么事都找政府、都请示政府，遇到棘手问题时政府官员又说：不是叫你们找市场吗？你们怎么又找我们？所以政企难分难解的问题，一直束缚着中国企业的改革。
几十年来，政府官员习惯于什么事都想参与，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什么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办法。企业经济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没有改革，从而出现政企关系难以处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业也养成了一个事事找政府的坏习惯，认为只有这样做错误犯的少，可以不会影响政企关系，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企业非常有利。当地有一家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个企业领导人抓着一个笔记本说：这个企业是某某领导要求办的，支持办的，叫我们这样办的，这个责任怎能由我们来承担呢？政府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现在一些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办倒闭了，所有债务都由政府掏钱，所有人员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职工就围在政府周围转，坐在政府大门口，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搞好政企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就是该级地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只不过是他一个小部门。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以这样的习惯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时，仍然是企业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干企业的事，政企难分难解。这个矛盾不解决，企业就根本办不好、办不强、办不上去。
第四是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的标准问题。
由于长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干部与企业干部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政府干部没办法安排，就顺手往企业一塞。有的企业干部干得好，就把他们调到政府部门当干部。这在计划经济年代也许还行得通，在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个矛盾和难题就比较棘手。
政府干部和企业干部，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随意把企业干部调到政府去，把政府干部调到企业去，如果用其所长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慎重。政府干部有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企业干部有企业干部的素质标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素质不尽相同。企业干部是特殊干部，是特别人才。他必须懂得企业管理，还要懂得一定技术和市场经营知识，不是一般政府官员能够干得起来的。而政府官员也有特殊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干部就能干得来的。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由于在不同领域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社会上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企业干部，由于要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他常常出现在各种宴会上，出现在很多娱乐场所，还会出现在很多的宾馆里，用的车子住的房子根据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纪律检查部门用政府官员标准去衡量、要求企业干部，企业干部就很难做到。企业干部要严格管理，必须放手批评人、解雇人、处理人，很有可能得罪人。这个时候我们组织上用群众关系好不好来衡量他，这个企业干部就完了，这样的人才就会被淹没。企业干部由于牢牢掌握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摊派、各种各样的赞助会进行必要的抵制。政府部门如认为他们搞不好与政府的关系，他们也会为难。很多企业干部由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中，很少陷入虚拉关系、跑官场活动中，这时候党政部门说他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也是企业干部吃不消的。有些地方学习这个文件那个文件经常把企业喊来参加，厂长经理们没时间和精力去，就说他们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也担当不起。由于企业干部整天运作大把大把的资金，在各种经济交往中难免有请客送礼这些问题，如果经济上有点不清不楚，如把贪赃枉法这个帽子扣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就很危险了。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企业干部总结总结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搜集搜集就是牢房的囚犯。
讲坛上的风波（3）
第五是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在逐步实行企业的厂长负责制。《 厂长负责制条例 》、《 企业法 》等的实施，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有着明显的不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即使在推行厂长负责制的情况下，也坚持提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作为中国企业也习惯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现在的提法是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削弱党的领导的意思。在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就带来了一些难题，即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究竟怎么认识、怎么处理？这不是每一个企业能处理得好的，因而在推行厂长负责制过程中很多企业处理不好，协调不好，矛盾重重。
最近社会上到处都在讨论这个课题，理论家、政治家常在讨论，政府部门在讨论。讨论得众说纷纭、不可开交。作为企业参与讨论的很少，企业负责人不想在这儿争高低，反正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上面说的，厂长负责制也是上面说的，作为一个厂长能说什么呢？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矛盾是处理不好的。
第六个问题是企业的行政与工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中贯彻实施的《 企业法 》、《 厂长经理条例 》，都强调了工会的问题。在国外，工会和总经理分别作为劳资双方代表，进行代表各自利益的权益交涉。在中国，由于厂长经理不是资方代表，因此不存在劳资双方的问题。也有人曾把工会强调为福利机构，认为工会工作只是抓抓职工的福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人又强调工会代表工人。
工会代表工人意味着工会是劳方的代表。那么厂长、经理代表谁？这个问题又带来新的矛盾。由于在理论界限上认识不清，很可能造成工会代表工人和厂部指挥系统形成对立。我认为工会在企业是一个群众团体，也有其职责和任务。工会可以将职工的思想动态、呼声和情绪及时反映到企业总部来，然后和总部的领导在关心职工、改善职工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提高职工福利待遇、发挥职工的积极作用等问题上，共同研究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工会在企业要服从统一管理，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参加生产工作第一线，不能够成为背离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生产工作之外的组织。工会的作用和地位是在整个企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布局下反应群众的呼声和利益，不能离开生产第一线搞自己的活动。我们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开展我们中国国情下的工会组织工作。逐步将工会变成一个代表工人利益说话办事的组织、反映员工心声的组织。不能把工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与企业的指挥系统对立的组织。
第七个问题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员工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和国家都强调企业员工的“主人”地位。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新形势下，我们一部分企业对工人群众“主人翁”地位牢牢记住，但是对厂长经理“绝对权威”的方面比较淡化。企业的领导人，受了我们政治制度的影响，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是“社会公仆”。很多企业要么厂长、经理“一言堂”，要么厂长、经理“随大流”，员工怎么说就怎么办，造成指挥不力、权威不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就要靠一个好的厂长、好的经理来指挥。如果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威，“老爷不听老爷叫”让他怎么指挥？
讲坛上的风波（4）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理论上突破。员工和企业领导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能不能参照理论界提出的“领导是公仆，员工是主人”的说法？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引延到企业来。因为企业的日常生产、艰苦劳动以至商海经营都是全体员工共同完成的，但是厂长经理的作用更不可忽视。而且厂长经理本身也是员工群众中的一员，甚至可能是最突出、最显著的一员。所以在我们集团，我们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工人群众是英雄，而企业的厂长经理是领导英雄的，因此他们必须是英雄中的英雄。为此，我们企业淡化“主人和仆人”的理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巴黎公社”提出的“社会的公仆”这一上层建筑的理念用到企业里，那企业将会一盘散沙。
第八个问题是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办社会的关系问题。
企业是生产、经营产品的经济实体。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企业都变成了一个小社会。企业员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中浴室、商场、食堂、卫生院、学校、宿舍一应俱全。造成企业小头大尾，精力、物力、财力分布不合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将企业和办社会的关系明晰化。凡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事情由企业来办，凡牵涉到社会福利事务的事情应该由社会办、由政府来办。
学习班上学员们听得入了迷，有的人聚精会神坐直了腰板，有的人不停地挥着笔做记录。何大福继续畅谈他的最后两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是按劳分配与现行工资制度的问题。
要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将自己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利益分配问题尤为重要。分配得好，就可以调动多种有效的积极因素，彻底解决几十年的“吃大锅饭”。使真正有能力又肯干的人得到合理的收入，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但是，我们长期实施的“八级工资制”成了我们现在执行按劳分配的严重障碍。按照现行工资、奖金发放制度，如果国家劳动部门不调工资，所有的企业一律不准调。国家劳动部长竟然管到企业中每一个员工的工资、资金，这是不正常的，这种体制一定要打破。
第十个问题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的资本、产品、技术被引入中国市场，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并存，局面相当复杂。如何对待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让大家都能够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参与竞争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由于有的外商独资企业受的束缚较少，优惠政策较多，所以取得了较明显的效益。而国内企业所受的束缚较多，所以很难迈开自己的步伐，致使有能力的人纷纷跳槽到合资企业、外商企业。也有些人创办了私人企业，因在税收、利益等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扶持，所以他们的收入也比在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高得多。还有一些实行双轨制的企业，有些计划被国家拿出一部分进入市场，一部分就留下由政府来控制，因此贪污、行贿受贿、违法乱纪的现象开始出现。由此看来，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在这个混乱的市场中处于很大的劣势。对此，我创造了《 鱼塘理论 》，把中国的市场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成分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同在一个鱼塘，却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捞鱼人的身份不同，来自不同的经济成分。二是捞鱼的工具不同，有的是传统简单的工具，有的却使用现代方法。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的鱼全部交给国家，有的全部归自己。对此，我们金箔集团实施四条原则：一是凡是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