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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归隐已显得不合时宜，道德标榜也不断转换它的主题。由于当下社会还有欺诈行为，还有商业行贿，诚信、公平、社会责任就成为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们争相炫耀的焦点。
王石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项目”的商人。在行业论坛和大学演讲等多种公开场合，他一再表示这是自己多年的底线，“我做万科２０年了，别的大话不敢说，‘不行贿’这句话我敢说，这条底线我是把持住了。”“万科的项目赢利不超过２５％，拿到的地都不好，逼迫经理人在产品、营销、服务上创新。”这种说法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怀疑，但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一点，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毕竟也是需要勇气的。
王志纲说得更“直白”：“下海１０年了，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工作室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回扣，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回扣。
“很多人都问，到底老板们向王志纲工作室买什么？老板们的回答是：买信心，买方向，还有买公信力。我们向老板推荐规划设计、园林景观、广告代理等下游公司，从来不要任何中间介绍费，如果哪个员工敢这样做，不管是谁，我一定要他走人。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别人高尚，只表明我们彼此之间算账的方式不同。”
在各种财富排行榜纷纷出炉，贫富悬殊引起社会热议的时候，同情心、社会责任也成为老板们的口头禅。比如在《福布斯》２００６年度全球富豪榜出炉时，曾连续三度上榜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
出身（背景）（1）
在出版了那本《我的非正常生活》之后，年逾４０的洪晃突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都市白领和文化人的注意。许多人获悉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中国前外长乔冠华是其继父）、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另外还知道，早在１９７３年，１２岁的她就在美国受教育，获得学位后又在国外工作了近１５年。洪晃顿时成为名人。
对个人背景——包括家世、出生地、早期生活和求学经历、师承、工作资历——的看重，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对那些有显赫背景与资历的人，人们总是另眼相看，并给予更多的尊敬、信任，更好的条件与机会。以洪晃为例，虽然她经常大声疾呼“我不靠家庭背景吃饭”，但如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与传奇性的留洋经历两大光环，她的受关注、受欢迎程度会弱化很多。
不能说这种社会心理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某人家底丰厚，他担任领导职务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动力可能会少一些；某人祖辈、父辈是社会名人，他在担任公职时可能会产生某种“不辱家风”的使命感；某人曾在某个重要机构任职，可能说明他具有一定的素质、能力，也可能他从中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但很多时候，这种观点纯粹是出于“想当然”的推断、“爱屋及乌”式的情感转移，以及存在于人们心中天然的等级观念，似乎上等人（哪怕跟上等人有一点关系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优待——“人家是名门之后啊！”比如，某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曾为某中央首长担任保卫，某人原来的单位领导是一位大人物，某人的爷爷是有身份的人，这样的人在职场上就享受到某些优先权利。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所谓“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前不久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暴发户”、“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土鳖”，则是很多人轻视、怀疑的对象。
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做基础，也就怪不得那些有着光辉背景的人克制不住向别人显摆的欲望。尽管他们有时装出要刻意隐瞒的样子，但仍然时不时会透露一点儿，内心的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些信息无不在提醒着他人：我“出身名门”，我是“有来头”、“有资历”的人，应该受到重视与优待。
家庭出身是主要的炫耀对象。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的出身与门第观念受到批判，不过，又由另一种血统论取而代之——只有“红五类”的出身才算“根红苗正”，才是值得放心的“接班人”。当然这种“反等级”只是昙花一现的表象，正统的血统观念、精英情结仍然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格外趾高气扬；“文化大革命”后，城里人看不起乡下来的，大城市看不起小地方来的——即使这些人比他们有钱有名，已获得了和他们一样的身份证编码。很快，出身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再度成了一件让人羡慕、值得声张的事情。公关策划人王力（王恩波）在初入职场时，就搬出自己的外祖父傅作义；潘石屹虽然一再说小时家境贫寒，但还是清楚记得“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足球运动员谢晖“拥有八分之一英国血统”，这多亏他的曾祖父娶了一位英国护士……
歌坛怪才雪村刚出道时，其貌不扬，性格乖张，走的又是平民路线。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以为是哪个山包里冒出来的愣小子。雪村适时地透露他是文艺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子，又坚决不肯说出其父亲的名字。不过大家很快知道了他父亲是谁，雪村也很快被圈内人所接受。
在西方社会，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ｏｌｄ ｍｏｎｅｙ，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
形象设计师英格丽·张认为，身世观念是“人们血脉里的东西”。她在一本书中写道：“成长于宽松、经济有保障的家庭的孩子，会对生活中一切都容易满足。他们易于按社会的标准行事，会表现得自信，有安全感、善良、大方、宽容、开通、缺乏野心，因而易于与人合作。他们看待世界人生的眼光与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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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背景）（2）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富足和稳定，家庭出身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世的“魔鬼”正迅速复活。很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在中国选择高管，优先选择的就是所谓名门之后。现任新浪网副董事长的汪延，１９９６年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加盟新浪前身四通利方公司，职业生涯一帆风顺：１９９９年出任新浪网中国地区总经理，２００３年，时年３２岁的他兼任该公司ＣＥＯ。人们认为，汪延的留学背景特别是家庭出身，让他在事业发展初期得到了格外重视——他的父亲汪华是中国首批驻法外交官，爷爷汪德昭是中科院声学所的创始人，两位叔爷爷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一位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ＴＯＭ在线现任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王雷雷，是另一位所谓“将门虎子”。１９９９年，２６岁的他加入ＴＯＭ在线并出任中国区运营总经理。他最愿意给记者讲的就是他“最崇拜的爷爷”。他的爷爷王诤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是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解放后历任电信总局局长、军委通信部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头衔。
对多数没有身世资源的新贵来说，辉煌的学习、工作经历是炫耀的主要内容。毕竟时代在进步，个人奋斗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并受到推崇。唐骏就任上海盛大网络公司总裁后，在各种公开场合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微软的１０年工作，以及比尔·盖茨对他的嘉奖，演讲时经常讲他在日本、美国留学和创业的经历，名片上醒目地打着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张朝阳声称自己是互联网启蒙大师、《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罗庞帝的门生；王志纲时常提及的，是自己曾担任１０年新华社记者；张宝全最愿意讲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是著名导演谢飞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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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1）
由于财富、权力、名声这些目标太醒目，人们像潮水般地向它们涌去。一阵奔波和追逐之后，总有一批人脱颖而出。很快，成功者的大厅里挤满了有钱、有权、有名的人，人满为患，相互之间的差别似乎不再明显。但竞赛不会就此停止，人们发明了新的鉴别符号——品位。这是一种对物质、文化消费的独特偏好，以及对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的选择。通过品位高低的比较，人们得以在相互之间进行新一轮的等级区分。
前几年在国内风行一时的《格调》一书的作者保罗·福塞尔说：“有钱并不必然使你的社会地位提高（这里并非在说经济地位，而是社会地位），因为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钱财。但有生活格调和品位却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等级。”
品位是在财富、权力、知识等强势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资本。有品位意味着高雅、文明、有档次、有修养。对品位的重视，是一个社会（阶层）长期生活优裕的产物。金钱、权力、名声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但品位却需要长时间在上层生活圈的熏陶与培养。因此，有品位的人可以满脸不屑地对那些有钱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暴发户！”“那是一个土老财！”
品位的傲人之处还在于它的隐秘性。财富、权力、名声这些“显贵”都有一些明确的外在标志——财富的标志是货币的数额，权力的标志是官阶，名声的标志是各种排行，容易被大众发现并追逐。但品位没有一个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标准，它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阶层、圈子内部酝酿、流传，而且不断花样翻新，一旦被大众掌握之后，它就会变幻出新的形式，永无止境。一个“没有品位”的人如果没人指引、不得其门，即使想努力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从某种程度上说，品位是身份地位的最后符号，鉴别效力更高。
表现品位的形式有物质消费、文化消费、言谈、生活方式、礼仪等。其中艺术修养是公认的品位之一。在艺术面前，金钱、生意是一种“俗”务。一般的演艺人员对于自己的投资和开设的公司，都是通过经纪人或者私人的会计师进行管理的，很少会亲自参与经营。美国女歌星麦当娜具有相当的商业头脑，《福布斯》杂志将她列为美国最精明的商界女杰，她的营销术甚至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案例。麦当娜面对媒体时也相当开放和直率。不过，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她的生意运作情况，她谈的东西就少之又少了，闭口不谈利润、岁入的细目或者商业策略这些内容。麦当娜还告诉她的工作人员和朋友，不要谈论这些事情。
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对品位的标准有所不同。比如，中产阶级以消费知名品牌商品为品位，新锐青年和艺术工作者以消费小众品牌和新奇打扮为品位，老贵族以消费保守的、定制的商品为品位；现代我国城市青年以进西式快餐厅为品位——而在西方，上等人是绝对不愿光顾那里的。
天涯网上社区曾爆发过一起有关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大论战，成千上万的网友争相浏览并参与争论。论战的焦点除了财富的攀比之外，更主要是所谓品位的高低。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位自称“高贵的上海人”、坚决瞧不起农民工的网友易烨卿，批驳她的是另一位自称来自真正“上流社会”、网名叫“北纬６７度３分”（下面简称“北纬”）的网友。北纬的策略是证明易烨卿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没有资格代表“上流社会”瞧不起农民工。
易烨卿说自己的家人几乎每２～３天就要坐一次飞机，从欧洲的俄罗斯到美国的三藩，一个月的机票钱都要好几万美元。北纬回应说：“我们坐飞机从来不买票的，因为是私人飞机”，“贵族”们是不说“三藩”的，只叫圣弗朗西斯克，并且他们从不去那里，“也不去莫斯科，自从沙皇死了之后莫斯科就没有贵族了”。他们的选择是到阿拉斯加钓鲑鱼，或者到中非草原打猎。
品位（2）
易烨卿说自己在除夕夜喝的红酒一两千元一瓶。北纬教导易烨卿：“上流社会只喝香槟酒和少数几种法国红葡萄酒，此外我们只喝苏打水或矿泉水。”
易烨卿提到自己爱在家里煮咖啡或到上海的五星级宾馆——花园饭店喝咖啡。北纬说：“易小姐居然说喝咖啡！天啊！我们上流社会是根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