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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类科学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又成为有关人类科学将更加繁荣的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执拗将有助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且人们了解到他们所说的语言和自己邻居所说的不同，了解到语言是从小学会的，但也能够为说他种语言的人学会，他们就可能去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有意识地创造语法，并对自己的语言予以改造。在这一方面，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和人类的遗传无关的。从对感情深处的洞悉，到对行为举止方面的细微差异的分析，总之，对一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并无过多的区别。但是，全面的理解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需要运用以照相机、录音机和其它分析器材武装起来的听觉和视觉器官。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同形式的前喻文化，以及文明程度迥然不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代表着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起到目今的工业时代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不同时期。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的概念和工具去研究这些民族。尽管原始民族、愚昧的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和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剥削者们，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全部见闻，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他们的行为，作为日后分析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架照相机，让他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景况，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之下所无法直接观察的事情。人类已知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默默地昭示，经过1000多年的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在并喻文化期间，人们从父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从同辈那里学习新的经验）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全新时代。
第二章 现在 并喻文化和亲密无间的同辈
并喻文化，其基本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第一章里介绍的前喻文化中，长辈的行为向晚辈提供了不可背逆的榜样，以致人们至今仍然接受着祖先们所遗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于前喻文化的记载，那么那种以并喻方式作为文化传递的唯一模式的社会却寥寥无几，我们很少听说这种并喻方式能够单独地代代相传。如果真有那种将并喻方式作为唯一的行为传递模式的社会，那么年老的一辈和年轻的一代都将认为，每一新生世代的行为不同于他们的前代是“天经地义”之事。
在一切并喻文化中，长辈在某些方面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晚辈的行为确立了应有的方式，界定了种种限制，年轻人相互间的学习是不能逾越这些行为的樊篱的。在许多社会中，人们接受新行为时获得长辈的赞许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年轻人的行为改变最终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同辈，而是取决于年长者的同意。但是，在并喻文化中，人们同时也怀有一共同的愿望：即每一世代的成员其行为都应以他们的同辈人为准，特别是以青春时期的伙伴们为准，他们的行为应该和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的行为有所不同。个人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行为风范，那么他将会成为同代人的学习楷模。
并喻文化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以下诸多原因都可能酿就前喻文化的崩溃：比如，整个人类，尤其是那些占据着领导层的老年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长辈们不再是事事精通的行家里手；迁往一新的居住地后，当地人会把移民群体中的老年人看作（而且永远看作）是陌生的外来者；由于战争失败，被征服者被迫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成年人以他们青少年时代所未接触过的新的观念教育自己的子女；领袖人物们也会通过向年轻人宣传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获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
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人类文明不断地蓬勃发展，文化形态由前喻型转变为并喻型的条件日臻成熟，这一切都使得某一社会成员有可能吞噬、镇压、蚕食、奴役、改造其他社会成员，也有可能控制、指导年轻一代的行为。但是，并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却只能维持十分短暂的时期。比如，某一属于并喻文化的群体，在其为一属于前喻文化的群体征服之后，被征服群体的第二代成员（他们的父母除了同伴的行为以外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却可能完全涵化于另一种虽不同于征服者但仍旧属于前喻形态的文化之中，那些出生于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的孩子就是如此。
然而，某一社会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成年人以后，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期望，确实有可能使该社会的文化发生巨大的变革。外来者的行为和该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以致于在他们的行为中继承长辈的成份远远多于新近习得的成份。进一步说，即移居一古老社区中的新的群体仍然部分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人们依旧能够区分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孩子和那些移居者的孩子。大量的不同年龄的个人能够被逐渐地同化，这使得当地居民和新来乍到者能够容忍、涵纳彼此间的差异；但这也可能激化和加强彼此间的矛盾，比如，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将会因此更进一步地阻挠外来者获得当地成员平等的权利。
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化吸收是十分有益的。在奴隶社会中，大批的成年人常常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奴隶主不许他们保留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行为完全受着奴隶主的控制，非洲原始社会曾大规模地实行奴隶制度，在那种社会里，使人为奴是十分常见的惩罚方法，但即使是来自其他群体的奴隶，在文化和体质上也都和奴隶主十分相似。在许多方面，奴隶都有着不容否定的权力。经过一段并不太长的时期，奴隶的家人及其后代都有成为自由人的可能。祖先曾经为奴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因此人们往往想方设法掩饰其不光彩的过去。所幸的是奴隶的后代在文化和外表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所以他们很容易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所接受。
迁居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移民，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文化吸收。在这些地方，人们要求年轻人按照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文化行为的方式行动。在以色列，从东欧来的移民们将老年人（那些仍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祖父母）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长辈缺乏恭敬，他们已不再掌握实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再是智慧的象征，也不再是晚辈行为的典范。
在前喻文化中，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远离那些虚弱的老年人而战栗不安，他们也可能十分羡慕老年人的智慧和权力，因此，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他们理想的未来。但是，对于那些移民者的后代来说，不论迁徙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无奈，不论老一辈力求挣脱贫困和压迫或是仍旧沉溺于对往日生活的向往，祖辈毕竟代表的是业已落伍的过去。审视着祖辈的生活，年轻人认为他们将不会沿袭这些善男信女们的生活足迹，但是，由于父辈维系着他们和祖辈的联系，因此，尽管生活道路完全不同，他们有一天也会成为和祖辈一样的老年人。
在那些变化十分迟缓的社会中，两代人在行为方式上的微弱差异往往表现在时尚的改变上，即这些微不足道的变革往往体现在年轻人不同于老年人的衣着、举止和爱好上。在新几内亚，那里的人民相互间不断地交流新的时尚。一个部落中的所有妇女，不分老少都可能选用一种新式的草裙，以前长后短的式样代替原先的前短后长的式样；否则，那些继续穿旧式草裙的老年妇女，就可能被人当成是刻板的老古董。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中，微弱的变化并不会使整个局面改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姑娘们都会懂得，她们的祖母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日后也将经历。当她们有朝一日成为祖母以后，她们也会象自己的祖母一样，或者追逐时尚，或者认为赶时髦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种连续性的观念不断孕育出时尚的观念，但对时尚的注重却也充分说明，这里发生的一切改变都是无足轻重的。
在新几内亚的文化中，在那些与其文化的内核有着密切联系的变化和那些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并未触及文化内核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在整个新几内亚具有许多有益于吸收和扬弃新旧事物的同质特点，而许多事物从一个部落流传到另一部落也都遵循着和先前相同的过程。对新几内亚文化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那些连续的微弱的表面变化，事实上产生了文化深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相反，在并喻型学习所发生的文化情境中，年轻一代所经历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社会中的其他年长者。无论这些年轻人是外来移民者的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子女，或是新的宗教信仰的第一批皈依者，还是由一群成功的革命者所哺育的第一代新人，他们的先辈都无法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必须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全新的生活模式，并使之成为同辈追求的楷模。先驱们（是他们开拓了新大陆或率先移居另一社会）的后代所酿就的变革具有很强的适应特点，这使长辈意识到自己缺乏新社会的经验，在新的宗教世界中或历经革命的风暴之后旧的经验业已过时，这样就可能使他们把后代的变革看成是自己既定的、生机勃勃的事业的继续。长辈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向外迁徙，他们砍伐森林，整治荒原，建立新的聚落。在新的聚落中成长的孩子将会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那些尚未完全适应新的环境的成年人，虽然他们无法根据鸟的叫声正确地辨明时节，但却可能为孩子们有了较好的生活环境而感到欣慰。
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成年人所造成的。代际冲突的原因在于抚育后代的新的方法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而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开拓者们曾经希望自己的后代所遵循的。
那些奔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开拓者与移民，对于如何抚育自己的后代，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法创用新的方法。比如，双亲应该给孩子们多大的施展余地？他们应该允许孩子们离家多远，去探寻新的世界呢？他们该如何控制孩子们，是否应该象自己的上一代那样通过剥夺继承权来威胁自己的后代，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而那些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尽管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与外部世界种种新的环境抗争，和父母头脑中日渐落伍的观念抗争，他们相互间行为的模仿却可能仍然是混乱无序的。在美国的许多家庭中，孩子们由于和父辈意见不合而弃家出走，他们或去西方世界，或去美国的其它城市。这种家庭内部的冲突屡见不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