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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之间存在着的激烈的对峙，可能表现在父子两辈坚持分家的生计问题上，也可能表现在为了控制权力易手而产生的两辈人间的长期冲突中；在这些社会中，巨大的环境变动可能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旦融合于文化之中，并被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便会成为前喻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祖父弃家出走，祖父也弃家出走，到了父亲这代亦同样如此。祖父怨恨其父亲送他去的那所学校，父亲也怨恨那所学校，而轮到他送自己的儿子上学时，他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怨恨那所学校。代际连续的中断，使得年轻人缺乏有经验的年长者的指导，他们只能彼此相互汲取。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它是人类经验中断时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发生的必然过程。这种在前喻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短暂的并喻文化，是整个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其本身也将为前喻文化所同化。每一文化中表现出的年龄等级制度或年轻人在成熟的特定阶段规律性出现的反抗都是并喻文化的结果。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做父母的却必须直面子孙们举止行为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在其他群体的成员中早已初露端倪：在那些具有征服性的社会中，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团体中，在那些早年侨居他国或涌入都市的移民和乡民中，年轻一代的行为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长辈迫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力，不得不鼓励晚辈努力成为新社会的一员——让子女们离开自己，去学习新的语言，新的生活习惯，新的风俗礼仪，而这一切在双亲的眼中将有可能形成一整套新的价值规范。
年轻一代将接受年长者赠与的新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者既不是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也不是他们聚落中的其他老年成员。人们要求晚辈能够适应该文化中的所有家庭生活特质，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接触之，甚至连他们的双亲也可能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孩子们长大上学、就业、或者应征入伍以后，他们和同伴广泛接触，有了相互比较的机会。同伴们为他们提供了比长辈、官员、老师所提供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行为标准，因为那些长辈、官员、老师的过去，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而他们的未来在年轻人的眼中和他们自己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
在这种情况下，新来乍到者很快能够发现，那些和他们同属一个层次的伙伴们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等机构中，这种现象颇为显著，那里的同狱犯和病人与威严的管理人员、院方代表们有着明显的隔阂。这些机构中的职员（医生、护士、卫兵和狱吏）绝对有别于那些病人和犯人。因此，那些新来的病人或犯人只能以原先的病人和犯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
在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中，尽管不同种姓的成员毗邻而居、共同生活于前喻文化之中，但社会流动却只发生在同一种姓内部，不同种姓之间是不存在社会流动的。超越种姓界限是不可能的，即人们无法获得其它种姓的地位、特权和其行为准则，这使晚辈对自己的自认有了清晰的概念，了解到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和不属于哪些群体。在大多数社会中，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男女两性儿童都将异性的行为视为不足取的，并且在具体的行动中摒弃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逾越性别界限的行为——比如，男子选择了传统中被认为是女性的职业（这对他过于女性化），或者女性选择了男性的职业，都会造成代际冲突的混乱。
但是，阶级社会则不同于种姓社会，人们对社会流动寄于厚望，而代际冲突的问题则只是局部性的。年轻人若欲脱离父母的社会阶层，不论他是农民，还是上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成员，或是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都必须公开地、有意识地放弃父辈及祖辈昭喻的前辈偶像，觅求新的行为规范。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有些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或农民把到城里去、学习城市生活视之为平常之事，他们可以同时适应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和乡村人的行为方式，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因此，他们从未割断和旧日的生息之地的联系。历经数年的城市生活以后，这位已捞了一宫半职的小官吏便告老还乡，重新吃家乡口味的饭菜，过着和昔日父辈一样的生活，清心寡欲地打发余生。
但是，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职业和地位的改变需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的气质结构。一般说来，当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新的职业目标以后，孩子们便由于教育而和双亲体系发生了最初的决裂。当然，结果如何则应视情境而定。不过，当这类青年的数目增多以后，他们将互相作为行为的榜样，拒绝接受新环境中成人的行为模式，把教师和管理者看作是诱其上当的敌对势力而予以抵抗。但如果参与变革的新人（学生或士兵）人数太少的话，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仍然是年轻人效仿的楷模。有时，一位感到孤寂的少男少女也可能依附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予他帮助、指导他踏上成人之路的教师。
这种对一位成年教师的过于多情的依恋，虽然能使这位年轻人受益匪浅，但也可能使他疏远自己的同龄伙伴。这不仅使他无法接近自己新结的伙伴，而且也使他丧失了适应自己的阶层和年龄组的文化行为。他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却又不能回到原先的地位。相反，那些全副身心地投入学校或学院的新生活之中，能够和同龄的伙伴们和睦相处的年轻人，当他们回家短期休假时，也能够把这种和睦的气氛带给家人。一个性情孤僻、固着于成人的学生回到家里可能和伙伴们合不来；但是，多数自我发展较好的学生将为自己年幼的弟妹所仿效——他们认为向哥哥姐姐们学习是“天经地义”的。
在军队、学校或修道院中，无论外来者进入了哪一年龄阶层（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往昔经验），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变化；一般来说，整个年龄组都和他们的上级、老师以及师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新来乍到者往往会带来一些与原来的成员们所期望与赞许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行为。他们可能会通过介绍新的观点、引进新的术梧，来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并使自己成为原有成员的行为楷模。无论怎样，这种以同伴为楷模的并喻行为，不仅能知晓往昔，而且能洞悉未来。因此，年轻人的行为都受制于自己所属的小群体，群体行为虽然和他们孩提时代通过前喻方式所接受的经验不相吻合，但由于其十分浅俗，故易于为年轻人所接受。年轻人为了割断自己和父母双亲、本地群体的维系，离开家庭，已日渐成为他们将来就业所必经的标准化的准备程序，而这种和长辈的脱离也逐渐成为一制度化行为。在英文寄宿学校中寄读的孩子发现，即使父亲有完全与自己相同的经验，他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在学校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即使有完全一致的经验，也同样会造成父子之间的代际隔阂。
青年学生特别强调与他们的年龄相符的行为特征。但是这种相符行为却可以由下述两种文化形态分别酿就——一种是许多代以来都以同辈的并喻行为为榜样的文化，比如，那种使年龄分层制度化的社会：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年轻人都感到父母的经验和他们全然不同，因此父母的行为不再是他们效仿的榜样，他们必须依靠一切外来的微妙暗示为自己获得新的群体成员感。
在最简单的并喻型社会中，没有祖辈存在。年轻的成人从一地迁往他处，将父母留在家乡：他们甚至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社会流动频繁的社会中，祖父母一辈的人几乎为人所遗忘，人们不论老少都常常迁居；而在那高度工业化的都市社会中，不论富裕还是贫困的家庭都将老人单独安置在特定的住宅区里。
在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祖辈的存在，人们就比较容易获得新的科学技术和行为方式，因为祖父母一辈的人总是过多地沉溺于过去，他们向孩子们灌输以往的经验，并且若隐若现地强化着古老文化的种种不可言传的价值。因此，没有祖辈的存在通常也意味着该社区没有闭关自守的狭隘的种族观念。反之，如果迁居他国的移民群体中存在祖父母一辈人的活，原有的乡村社区内部的那种密切联系，将足以使该移民区保持古老方式的完整。
当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寻谋生之路，建立与新的生活方式的维系时，堂（表）兄弟间的关系便逐渐淡漠了。这本是得自于祖辈的、维持年轻一代相互接触的一种血缘关系。在美国，如果叔、伯、舅、姨父母在世，且和其侄（甥）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堂（表）兄弟姐妹间也会彼此往来。但当上一辈人谢世之后，堂（表）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日趋淡薄。
由于祖父母一辈的人溘然长逝，不仅削弱了晚辈和往昔的联系，而且使他们对未来的体验整整提前了一代。前喻文化的基本标志消失了。过去，一旦要由活着的人们来体现，便变得扑朔迷离，而在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中，遗忘点什么，或篡改点什么更是常有的事。
仅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实际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这一情境中，大多数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那些远离自己的父老乡亲、迁居他国的移民者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生活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群体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适应迁居国的生活方式。当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学习新的语言和技术，并相互强化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时，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便作为移民为这个兼容并蓄的社会所接受，井同化于该文化之中。
在大型组织中，必须有所变动，而且是十分迅速的变动，退休就是为了适应机构灵活性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动。那些资深的官吏和年长的职员们，他们对往昔的回忆，他们与各自下属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日益强化着那些过时了的繁文褥节，因而他们从各自职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辈的人从家庭范围内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辈们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权的地方，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他们忠实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正是这样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长几岁的同伴为行为标准的并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几内亚阿德米洛底群岛的马奴人村庄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里的年轻人作为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外出做工，等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