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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一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不住地哭着，可能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自己被毁的老家。我们的周围有骂声，也有哭声。我和明妮也忍不住眼泪了。更糟的是，大多数被抓走的女孩子，我们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尽管路海声调镇定，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发抖。他的两颊青肿，嘴唇乌青。我们四人一起去了校门门房，再一起去了旁边不远他家住的小屋。他太太一见他就高兴得哭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杀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娄小姐离开之前，我们一起为那十二个女孩的安全、为运煤工的性命做了祷告。我们的声音多么诚恳，我们多么渴望奇迹会发生。
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十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