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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我叫‘小日本儿’。”
明妮一脸不解。“你不必为这个生气，她不会伤害你的。”
“她老吓唬我。”
“好啦，她又瘦又小，她能把你怎么样？”
“她叫他‘小日本’，”我说，“因为她把他当成日本兵了。”
本顺又说：“她老是朝我喊：‘打倒小日本！滚回你们的小岛子去。
“躲她远点儿。”明妮建议说。
“没用啊。她跟别人说，我祸害了好多姑娘。她还管我叫拉皮条的，说我不要脸。”
我对明妮说：“有的人不知道她的脑子被日本人整坏了，就真把本顺当成流氓。”
“她毁了我的名声！”男孩哭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每次碰见，她都吓唬我。”
“在她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我加上一句。
“她欺负我。”本顺呜咽着。
“就是，他成了她最顺手的替罪羊了。”我说。
明妮终于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了。她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要是那地方条件不错嘛，我们可以送她去。可是你知道疯人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和监狱差不多——实际上它就是在当做囚牢使的。我们不能把她扔到那儿去，我绝不让那种事儿发生。”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让玉兰待在咱们学校啊。她给我们添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让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
“我会跟姗娜商量这事的。”
“她也是个疯子。”
“好啦，安玲，我们不能把玉兰一扔了事。你知道那完全违反我的做人原则。”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颊烧了起来。“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人心肠好得无可救药。”我对她说。
我把本顺带走了，心里不太痛快，因为明妮要先找姗娜商量才肯对玉兰的事作决定，好像这事是个教学问题。可另一方面，我又钦佩明妮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大家意外的是，姗娜现在对于把疯女子留在学校也感到不舒服了，说有很多学生都被玉兰弄得紧张不安，还说有不少人总是逗她，怂恿她说出下流话。
明妮让娄小姐负责看管疯女子。娄小姐认识玉兰两年前死于肝硬化的母亲，娄小姐同意让玉兰当个救济工作的帮手，因为她有一双巧手，可以缝纫编织。只要没人招惹，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工人。
每个季节，我们学校都会向周围的穷人家提供些食物和衣服。娄小姐最了解谁家最需要救济，这些救济品都是经娄小姐的手分发下去的，所以玉兰在她那里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感激娄小姐。
二十六
十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见到路海等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脸焦急，但仍与平时一样穿戴整齐，打着方格图案的领带，穿着皮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这个。”
我把文章扫了一遍，是印成传单的一篇短文，标题是《白鬼子，滚回老家去！》。我看到过类似的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报纸上，但是骂得没有这么难听。显然是一些本地人，也许出自不同政治派系，在发动对洋人的攻击。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对路海说：“谢谢你拿来给我看。”
“我担心可能有一些针对我们朋友的秘密行动。”路海说，喉结一跳一跳的。
“是啊，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东西交给瑟尔·贝德士。”我知道美国人多半都常去贝德士教授的家。
路海还要操心怎么弄到过冬的燃煤。他刚刚得到明妮的许可，准备砍倒一些树木，以备武汉来的煤不能运到时来用，而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各教室都需要取暖。我们学校周边那些长在学校地段上的树木，反正是随时都可能被窃贼砍倒的。
路海半小时以后离开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喜欢他了。我曾经觉得他有点儿不够老成，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才二十六岁，然而过去几个月里，他似乎成熟起来，不太夸夸其谈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女孩子们，有几个甚至挺迷恋他，别看他有些跛脚，又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儿。他偶尔去礼拜堂讲道，教大家唱诗，一直到现在他都常说他多么仇恨日本人。谁能责难他呢？去年秋季，他失去了好几位家住大连城外的亲戚。他一个会功夫的表哥，曾在一次比武中打败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的英雄。可是第二天，一队日本兵到他家来，把他和他唯一的孩子一起抓走，用铁丝绑在一棵树上，在父子俩身上倒下一罐煤油，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
路海拿来的那篇文章，攻击了前安全区委员会中的所有外国人，声称他们和日本人共谋，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所以中立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作者列举了西方人与侵略者合作的几个例子，比如解除中国军人的武装，然后把他们交给日本皇军啦；比如参加日本人的庆典和音乐会啦；比如在基督教学校里教日语啦。文章还说，有些外国人经常造访日本大使馆，甚至出席那里的宴会，秘密商量针对中国人的罪恶计划，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通过出售食物给难民牟取暴利，而他们从前政府那里得到的配额粮食都是免费的。仅仅一张白人的面孔，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一份人身安全的保证，这就是事实。文章把路易斯·斯迈思指为头号同谋，说他甚至每天两次同日本官员会面。文章还特别点出了警官学校事件，说那次有四百五十名警官生被白人“出卖”。“那些年轻的警官生都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步枪（不是手枪），连他们的制服、头盔、和铜扣皮带都是德国式的。”作者说。“我们都知道那些警官生体格多么健壮，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让他们去作战，他们至少可以抵抗敌人，为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赢得宝贵时间，或让他们其中更多的人突出重围。可是美国传教士却欺骗了那些警官生，说日本鬼子会仁慈宽大，所以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我们看到日本兵押着他们走过大街。他们大多都比那些日本兵更强壮、更善战，可是他们被缴械了，被捆在一起，以为自己不至于送命。所有的人都两手高举，列队行进到河边，然后被机枪全部扫死，日本人把他们扔进江水里，连埋都不用埋了。同胞们，他们的愚蠢之死是谁的罪过？我们的悲剧是谁的罪过？美国传教士！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一帮骗人的家伙。”
我怀疑文章的背后有某种势力。
我把传单拿给明妮看，她倒不惊异，这类攻击言论她早就看到过。那天晚上她去拜访瑟尔，我和她一道去了，因为我想亲口感谢他救了我丈夫的命。自从收到儿子的信，耀平一直情绪沮丧，我鼓动他多出门去见见人，好宽宽心，所以他开始经常去南京大学，甚至还重新开始教一门满族史的课程。一个星期前，他刚一下课，一群日本兵就来了，把他抓住，说他会讲日语，必须去给他们当翻译。显然，有人出卖了他。日本兵正把他往外拖，瑟尔赶来了，把门堵住，坚持说耀平是这里的教师。作为历史系临时的主任，他不能把耀平交给任何人。为首的日本兵大骂瑟尔，但他就是不让步。最后，日本兵气得把瑟尔和耀平都推下楼梯。看到他们都摔倒在地，瑟尔在呻吟，耀平昏了过去，他们才没有带走耀平。这些天来我丈夫一直待在家里，吓得再也不敢到学校去了，虽然答应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会继续去教课。
我和明妮到达的时候，看见路易斯·斯迈思和鲍勃·威尔森也在瑟尔宽敞的书房里，屋里充满焚香的气味，却乱七八糟，书本和镜框扔得到处都是，墙上空空荡荡的。前一天，日本宪兵搜查了瑟尔的家，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刚刚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作者，书中披露了南京以及其他南方城市中的战争暴行。明妮向我透露过，瑟尔的确化名写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一书中的一部分。日本宪兵没有搜到什么有关文件和目击者的自述，因为瑟尔把材料都存到美国大使馆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也没有拿走？”我问他。
“拿走了我的一些书和字画。”他做了个鬼脸，下巴颏儿上现出一道浅浅的竖纹。“早该把它们卖了的。他们还没收了我儿子的玩具枪，他会生我的气啦。”
我知道他收藏了一些珍本书籍，一定都被拿走了。他向宪兵司令部提交了抗议，可是根本没用。
他脱臼的肩膀还吊着绷带。我递给他一袋肉包子，谢谢他救了我丈夫。
“这可真是太好了，”他说，“谢谢你的包子，安玲，不过你不必给我拿这个来。耀平和我是朋友，我应该帮忙。”
他把袋子放在满是饮料瓶子的茶几上。路易斯和鲍勃伸手来拿包子，瑟尔赶快说：“不行不行，这是给我一个人的。你们刚吃光了我的炖南瓜啦。”他抱住袋子，然后把它放到桌子底下去。这几位独居男人，把家眷都送走了，现在是食无定时，什么时候有东西就吃一顿。他们三人最近都老了不少，鲍勃才三十二岁，可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在窗户旁坐下来，明妮把传单拿给他们看，他们都听说了有这事。然而看到文章的内容后，路易斯还是很受刺激，脸色变得苍白，两眼一眨一眨的，湿润起来。他皱着眉头说：“我知道会有这类事情，可是我没想到被安上‘头号同谋’的标签。我每天都去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的确有时候和田中一起走在大街上，可是我那是带他去看日本兵干的那些坏事。”
他一只手蒙在脸上，竭力保持着镇静。“受不了，真受不了。它伤到了我这里。”他悲叹道，左手抚在心口上。
书房里一片沉寂。明妮走进洗手间，拿来一条干净手巾递给他。“我知道这很可怕，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