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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的卧铺车厢前头，停着三辆敞篷货车，上边装满了车辆——卡车、轿车、救护车、蒸汽压路机、吉普，都等着被运往日本。此刻我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没收中国人驾驶的汽车了。
去上海的火车来了，茹莲和五个盲人孩子上了第三节车厢。一扇窗户打开了，她们通过窗户朝我们挥手。明妮走近一些，对她们说：“多加小心啊。”
“我们会想你们的。”一个女孩子说着，声音哽住了。
我也走上前去，拉起她们的手。一个火车头鸣着笛，沉重地喘着粗气，在另一条铁轨上缓缓爬进车站。我们来不及再多说，一位列车员叮叮咣咣关上了车门。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喷出一团蒸汽，然后开始向前移动。四只手伸出窗户，向我们挥动着。明妮朝她们飞了个吻，我也跟着飞了一个。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挹江门被拦下了，因为明妮没带霍乱注射证明。没有那张证明，新来的人是不许进城的。一个军官把她带进附近的一间小房间，命令她打一针预防针。她不肯，坚持说她不是新来的，只是偶然把她的医疗证明忘在城里家中了。“你看，”她对那个一脸粉刺的人说，“我车里没有任何行李。我住在城里，是南京居民。”她争辩了五六分钟，那人没再要她打针就放她走了。他警告她说，从今往后，她再进出城门，必须带齐所有的种痘证明。
三十四
中学的学生们都放寒假离开了学校。现在我们的教职员工可以放松一下了。唐娜和爱丽丝去上海度假了。普莱默·米尔士新年过后离开南京一个星期了。随着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解散，他觉得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了。普莱默告诉我们，他在上海会想办法把那六个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从监狱里弄出来。明妮请他把玉兰也算在内，他答应了，不过他说，他仍是没有把握把她救出来。明妮每天都要看看有没有信来，希望普莱默有所进展。她私下告诉我，从现在起，不论何时我们向日本人提出放人的要求，她就要把玉兰和那六个人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对救出那个疯女子，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虽然没接到普莱默的来信，我们对他为这件事情的努力仍抱有希望。他是一个好人，真诚并且值得信赖。
天空中的满月又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瘦，天空一夜比一夜更黑了。一月里的第三个星期，丹尼森夫人给教职员工的圣诞礼物寄到了。那是一个大包裹，足有七八十斤重。每一年，老太太都会花上至少一百元，给校园里的雇员送礼物。我们每个人，包括厨子和看门人，都会得到一份。她和明妮一样，中文说得很流利，了解我们中国人，连我们的风俗习惯她都熟记在心。她们两位都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中国人的一些特性已经渗透到她们的骨子里。跟这位首任校长不同的是，明妮只会在春节时，给少数几位朋友送礼物。她为的是不去抢那老太太的风头，也知道上司送礼物太多的话，会吊高雇员的胃口。她问过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想要她除夕夜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年饭，她答应了。
收到丹尼森夫人礼物两天后的晚上，全体教职员工聚集在南山宿舍楼，明妮为大家举办了一次晚会，把礼物分发给大家。礼物中有罐装的碧螺春、袋装的葡萄干和开心果、带拉链的中英文对照的《圣经》、香烟、罐头水果、猪肉松，甚至还有几包鞭炮是送给有孩子的人的。不过，送给明妮的两个鲜芒果已经变黑，不能吃了。可她又得到了一本教友会日历，这让她很开心。“太可惜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芒果呢。”路海说，他的礼物是一条花纹领带。
明妮笑着对他说：“我会记着哪天给你弄几个来。”
我得到一件绒衣，还有一条花围巾是给丽雅的，一包芝麻软糖是给帆帆的。丹尼森夫人在很多礼物上都标上了名字，所以我们分发起来很容易。老校长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细心的，尤其在这类小人情上。
大刘举起一支二踢脚说：“老天，这年月谁敢放这家伙？日本人还不得冲进来搜查武器呀。”
大家哄堂大笑。每个人都很开心，房间里喜气洋洋，热火沸腾。
明妮给我们读了丹尼森夫人的来信。老校长表示，礼物恐怕会到得晚了，我们就把它们当做既为庆祝圣诞节也为庆祝春节的吧。今年的春节是二月十九日，还有一个月呢。这些礼物，表达了她对我们每一个坚守金陵的员工的感谢。她还说，她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丹尼森夫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回到金陵学院。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助手杨爱凤。爱凤曾在学院里教过不少课程，像园艺学、儿童教育还有家庭卫生。明妮为她们举办了欢迎晚会，全体教职员工都参加了。大家又见到丹尼森夫人，情绪都很激动。
从职务上说，老太太现在只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了，可她把学校看成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她已经六十九岁了，尽管亚麻色头发已经灰白，又因为慢性背疼显得有一点点驼背，可她身体还很健康，并且一点儿没发福。和你长篇大论时，她会不停地打着手势，长脸上不停在笑和哭之间变换表情，一双褐色眼睛因为说话过多而变得火热。可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刚刚遭遇了什么不幸。她告诉我们，美国很多曾经给金陵学院捐款的富有家庭，都因为学校的前途未卜，不愿掏钱了。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她在校园里到处看看。我们来到家禽中心，茹莲热情地迎接了教过她的丹尼森夫人。老太太满意地看到，茹莲依然在做实验，还欣然地听说，有些母鸡一天能下两个蛋。想想吧，要是我们国家三分之一的母鸡都这么个下法，这个实验对于中国人的餐桌，该有多么了不起的贡献！突然，一只母鸡咯咯咯嗒地叫起来。“一定是‘媒婆’。”茹莲杏眼一转，边说边走进鸡舍。她给她掌管的每只鸡、鸭都起了名儿，“媒婆”是一只小黑母鸡，经常带着一群母鸡去找公鸡。
茹莲一会儿就托着一个老大的红皮蛋回来了。“看，这只鸡经常下双黄蛋。”她把蛋递给丹尼森夫人看。
老太太两手捧过蛋。“哦，天哪，还热乎呢。”
“给你了。”茹莲说。
“真的呀？”
“真的，双黄蛋孵不出小鸡。”
丹尼森夫人掏出一条亚麻手绢，把鸡蛋包起来。茹莲找来一个糕点盒子递给她。“这太好了！”老太太说着，把小布包放进纸盒。
我们接着来到校园后边的花园，难民们在这里造成的损坏依然可见，好在树叶都长出来了，一些灌木上也开出蓬蓬松松的花儿来。在校园内走了一圈儿，老太太十分不悦，整个校园内，只有从大门通向前院那条约有二百米的柏油碎石路，还算让她满意。那是明妮找人给铺设的，只花了平时三分之一的价钱。
“这里还是像个难民营。”丹尼森夫人说着，眉毛拧成了结。
我没吭声，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有那么多的穷女学生。我们站在小桥上，桥下的溪水从图书馆楼后边的池塘蜿蜒流淌过来，流向宁汉路旁边职工楼附近的另一个池塘。水里有一群白鸭子，安安静静地划水而过。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几只黄莺在快乐地叫着，象征着春意盎然。可是在南边，一队轰炸机嗡嗡飞过，一会儿露出身影，一会儿隐没在葱茏的山顶之上翻卷的云中。哪座城市今天要挨炸弹了，不知是宁波还是福州。
“我们一定要把学校恢复起来。”丹尼森夫人边说边摇头。她的脸色发灰，眼里闪着痛苦和愤怒。
“对，我们一定要。”我也重复着。
“该死的日本人——把什么都毁了！”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恢复学校吗？他们的方针可是反对基督教的。”
她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不管那些。我只想让金陵学院还是过去那个金陵学院。”
明妮已经把教务长的大办公室分给丹尼森夫人了。老太太和爱凤暂时住在南山宿舍，在一楼的一个五间房套间里。她俩都喜欢这个安排。丹尼森夫人不必教课，但爱凤开始在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教一门儿童抚育课。很多学生都是当妈妈的，她们想不出这个还未结婚、肚腹平坦、笑眉笑眼的柔弱女子，怎么能教会她们如何照看孩子、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她们就对她心服口服了，都惊叹于她对这一行懂得如此之多。我喜欢爱凤，她人很随和，又从不搬弄是非。
明妮让爱丽丝去美国大使馆取回来了丹尼森夫人的结婚银器。那个大皮箱，是被一个俄国潜水员从沉到江底的班乃号炮艇上打捞上来的。它已经变了形，里面的银器都锈迹斑斑了，可是老太太并没生气，只说：“如果有人出个好价钱，我就把这套东西卖掉。反正我们学校需要资金。”
我钦佩她这么大方。明妮在把箱子送出去之前，先把学校最重要的文件都复制了一份，特别是那些后来在箱子里被水泡坏了的，幸好有了备份。丹尼森夫人为此大大表扬了明妮。我很高兴这两个女人可以和谐相处。
一个星期后，老太太染上了没有哪位医生能诊断出来的病症。我担心她可能中风了，因为她的症状是感情不能自制，甚至在来客面前，她的眼泪和笑声都无法控制。据爱凤说，丹尼森夫人为学校的状况感到心碎，一个人时，她就忍不住地叹气，还经常流泪。她对爱凤说过实话：“就连我丈夫去世，我都没有觉得这么难过，好像我这辈子全完了。”大多数时间里，她躺在床上，连饭都在卧室里吃。我们都知道，她打算把金陵学院办成中国第一的女子学院。从创办伊始，她就强调：“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这话很讨卫斯理学院毕业的中国第一夫人的欢心，蒋夫人和她两个姐姐一起，为学校捐款修建了一座宿舍楼、一座练习馆，以纪念她们的母亲。这两个楼房都是在明妮的监工下修建的。
在此期间，明妮收到了普莱默·米尔士的信，他说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出狱了，不过玉兰的事情没有进展。普莱默信里写道，那个疯姑娘被定为精神病患者，所以日本人不会考虑释放她，依据是，她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普莱默在信里跟我们道了别，他马上就要返回美国了。
我和明妮又去看望了玉兰。那姑娘看上去脸色不好，比她实际年龄要老上六七岁。显然，他们不许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现在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同屋还有另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个疯子。她俩每人有一张小床，经过许可，可以有人来探视。明妮递给玉兰一包柿饼，她用牙齿撕开口袋，咬了一口结了糖霜的柿饼说：“哎呀，太好吃了！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她的眼睛发着光，因为用力咀嚼，下巴扭过来又扭过去。天气这么暖和，她却还穿着明妮送给她的那件呢子外套，不过上面的毛领不见了。我们上次给她带来的外衣哪里去了？我心存疑问，但嘴上没说。
“你喜欢吃就好。”明妮说着坐在房间里唯一的凳子上，我则坐在另外那个女孩的小床上。
玉兰问她的难友：“小猫猫，你要不要吃点儿？”
“不要，我只吃新鲜水果。”那女孩喃喃说道，一个劲儿用一根长火柴棍掏耳朵。
“其实她只吃米饭，连蔬菜也不吃。”玉兰告诉明妮，“有时候她一连两三天都不吃东西，他们只好把她捆起来，硬喂她吃。”
“她是什么毛病？”明妮问。
“她是精神病。日本鬼子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父母，还一刀捅在她脖子上。”确实，那女孩的后脖颈上，有一道青紫的伤疤。
明妮问小猫：“我下次来的时候，你想不想让我给你带点儿什么？”
“给我带把刀来，长长的、快快的刀。”那女孩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两眼闪光。
“你瞧你瞧，她疯劲儿又上来了，”玉兰叫起来，“不过我也可以用一把大刀，这样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靠近我了。”
我们答应玉兰会再来看她，并给她再带几件衣服和裙子来，然后就离开了。走出大门时，明妮突然说：“我恨不能在这楼里放一把火，然后趁乱把玉兰和小猫偷偷带走。”
“好主意。”我说。
她咧嘴一笑，嘴角皱了起来。
我们顺路到天华孤儿院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