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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
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
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
“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
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
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
三
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
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
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
“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
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会计范小姐，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她们。脚夫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我们没再耽搁，就朝学校大门走去，卡车在那里等着呢。
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
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