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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麻烦。我跟着她们走出门，来到充当餐厅的小棚子。
一小盆米饭，两盘菜——一盘是青葱豆腐炒小白菜，另一盘是猪肉丁炖扁豆，都放在一张简易桌子上，那桌子就是六根短木头上边钉着两块板子。饭菜味道一般，但我喜欢豆腐，夹了一些到我的碗里，用筷子拌一拌。霍莉用了把勺子，有滋有味地吃起肉来。看得出来，这是她和秀芹不常吃到的好菜。
空气中荡漾着牛粪味和新割下的青草味儿，远处稻田边一个小池塘，闪现着点点白鹅。我们正一边吃一边聊，忽然冒出一群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用饥饿的眼神盯着我们。不过都不出声，也没一个人往前迈步。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一只赤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小嘴半张，嘴角流下口水来。我正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他们点儿饭吃，霍莉和秀芹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秀芹站起来，走到五个孩子跟前说：“你们都回去拿碗筷，过几分钟再来。我们会给你们留一点儿。不过，每个人都要保证，不要为抢饭而打架，听见没有？”
他们点点头，然后跑开了。我们赶快吃完碗里的饭，离开了座位。秀芹用块毛巾盖上剩下的米饭，在菜盘上倒扣了一个竹笸箩，挡住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有几只苍蝇，翅膀脱落了，在桌上爬着。霍莉交待厨子帮孩子们看住那些剩饭。“好的，”那男人说，“要是你又想惯着他们，我还能说啥呢？”
“要让他们一起分着吃。”
“我会的。”厨子说话时，把巴掌罩在耳朵后边，看他那样子，耳朵不太好使。
霍莉和秀芹下午要工作了，因为刚从安徽来了一些难民，所以我又待了个把小时之后，就告辞了，动身去火车站。开始下雨了，大大的雨点儿落在树梢、屋顶和我的雨伞上。我向北走去，一路上都在琢磨她俩的生活方式。我钦佩她们，但是不能说她们的生活方式比我的或明妮的更好。就算想和她们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也没那个自由了。就拿明妮来说，她肩上压的是对金陵学院那些穷困妇女和女孩子们的责任，她们都把她看做是自己的保护者。
四十二
夏天几乎平淡无奇地一天天过去，直到七月初的一天，从洛阳来了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洛阳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
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一个好人，是出去到郊区给一个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据说是因为一个被俘的中国团长死在他手上。浩文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那个人，可是那人腹部的伤实在太重了。对您失去亲人，我深感悲痛。”奇怪的是，写信人没有写下他的姓名，不过从信上流畅的笔迹，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也许是浩文的同事，也在日本军队里服务，所以不敢签名。
我和丽雅都哭出声来，把帆帆吓坏了，也跟着号啕大哭。丽雅把他抱起来，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哭，别哭，帆帆……妈妈给你好吃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抱到客厅，把半袋奶糖全给了他，他这才止住了哭声。
我家的天塌了，可我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把门插上，又关上了窗帘。我和丽雅哭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两人的头挨着，头发混在一起，都被泪水打湿。“妈，我们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大难？为什么啊？”她不停地哀号着。
我心里也涌起了同样的问号，可是我已经悲恸欲绝，说不出个囫囵句子。我们本能地知道，绝不能让邻居听见我们的哭声，所以用巴掌捂住嘴巴，使劲儿压低哭声。
要让我和丽雅隐瞒家里这场巨祸，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第二天不可能去上班。我们怎么跟别人说亲人去世这件事？我们不能提浩文是被游击队刺杀，那就等于承认他是个汉奸，罪有应得。可是，他的死不是已经登了报，广为人知吗？没错，不过也许只是在河南那边当地传开了。而在这边，除了明妮，没人知道他在日本军队里当医生。即使大家看到我们为他的去世而悲痛，他这个身份的秘密，或许还是能保得住。我和丽雅商量好，只对大家说，浩文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害了。这是撒谎，但这个谎言能保护我们，也能让浩文的名声清白。
浩文的后事我们不能去料理，只能让他在什么地方当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了。日本人并不把他们的阵亡士兵运回日本，顶多在一个尸体切下一根指头，把所有这些指头一起火化，再把骨灰分给每个家庭一点儿。儿子的尸体不能妥善埋葬，这个念头像带着尖刺的爪子，猛然揪住了我的心，我又哭了。
夜里，帆帆睡着了以后，我和丽雅谈起浩文远在东京的妻子和儿子。越想他们的前景，我们越感到无望。此时此刻，我们根本无法帮到盈子和阿真。事实上，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就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敢公开。我们相信，日本军方一定已经把她丈夫的死通知盈子了。我禁不住地想象那些等待她的守寡日子。从现在起，阿真就没有父亲了，他可能会被别的孩子当做“中国小杂种”，那些孩子会嘲笑他、欺负他。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几只巨手在拧绞着，我在床上打滚，又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四肢酸软无力，觉得已经半瘫了。丽雅煮了米粥，端到床边，可是我咽不下去，喉咙里又红又肿。下午，丹尼森夫人来了，见我病成这样，她显得十分不忍。我对她说，我儿子在回家看我们的路上，刚刚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听说浩文一直在日本，感到很意外，但她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可以看出，浩文的死对我们全家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一边叹息一边痛骂日本人，说她真恨不能踏平东京。
“好好休息，安玲，”丹尼森夫人说，“我会叫茹莲接替你一段时间。”
我坚持说，自己很快就能下床。我生病期间，可以叫丽雅替我干事，因为反正我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经验，我可以指点她该做些什么。老太太考虑了一下我的建议，然后说：“那倒是真的。你在床上也可以安排事情，那就让丽雅当几天你的副手吧。”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日记里，提到浩文之死时，我只说成是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现在我和耀平没有儿子了，我担心我写下真话来可能被别人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经常在秋天里到紫金山去采蘑菇。那时候，纪念孙中山的宏伟陵堂还没有建立，因为孙中山当时还在世。我们会带上一小篮子吃的，水果和几瓶水什么的，在湖边或在明孝陵里的大石头动物和大枫树下野餐。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蔚蓝，秋高气爽，不时吹来和煦的微风，轻拂着青枝绿草。我们还到长江里去划船，耀平在这种时候往往兴致极高，常常吹起笛子，我则坐在租来的小船的船尾，用一只独桨静静地划着。浩文和丽雅玩着浮水，在浅水中漂流。浩文发明了一种游泳姿势，他说叫“蛙刨式”：胳膊的动作是蛙泳，腿的动作是蝶泳。他把这个游法教给丽雅，可她的胳膊和腿就是不会像他那样配合协调。那些快乐的时光，遥远得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我还回忆起在堤岸上放风筝的情景。耀平手很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大风筝，老鹰啦、花蝴蝶啦、凤凰啦、蜈蚣啦。人们都很眼红地看着他放这些大风筝。每当这时，浩文总是兴奋异常。有一次他事后发了两天高烧，因为他在酷暑天跑了几个小时。现在他死了，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就算他还活着，我想他也永远不再是那个快活的孩子了……
如果他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弃妻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会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一个舍家为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四十三
一个星期后，我回去上班了。我和丽雅都没戴黑纱，生怕让别人注意到我家的处境。我戴上了浩文送给我的金手镯，不再管它来路正不正了。现在，它成了儿子留给我的遗物，变得珍贵了，所以我一天到晚戴着它，不过我把它藏在袖子里。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整个暑假里，她依然忙着房屋修缮的事，现在，原来建了一半的公寓楼完工了，只是还没有住人。我在她那张桃花芯木办公桌前刚一落座，她就说：“安玲，我想让你帮我们裁减一些家庭手工艺班的学生。”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咱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恢复大学。”
“可是让那些穷人妇女到哪儿去？”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这里不能永远是难民营。”
“明妮知道这事吗？”我问。
“她无权过问这事。我们在纽约的董事会已经作出决定，他们给我来信了，同意我们学校的计划。”
“什么计划？”我佯装不懂，做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她嘴张得老大，好像含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别绕圈子了。安玲，我了解你。你非常聪明，什么都明白，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嘴上一言不发，脑子里却转个不停。如果我拒绝合作，老太太完全可以把我解雇。可明妮走以后，没给我来过只言片语，现在我该跟丹尼森夫人说什么呢？
“安玲，”她接着说，“你跟我们十年了，我不想看着你离开。可是这一次，你必须帮助我们恢复大学。”说着说着，她泪水涌了上来，眼里含着怒气。
“我会尽力而为。”我嗫嚅道。
她继续解释说，我们在家庭手工艺学校上的经费已经少了很多，这样我们就必须劝说一部分学生离开。她要我去宣布：我们将不再为大部分人提供以工助学的计划，所以她们得另谋出路。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去执行这一方案。
我跟大刘谈了丹尼森夫人的指示，指望他有明妮在青岛的地址，可他也没收到过她的来信。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挡老校长的决定。
我向大家宣布了秋季要减少学生的计划，她们都蒙了，有些人求我别把她们撵走。我对她们说：“你们看，我只是个具体办事的，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数，我不过是把上面的意思传达给你们。姐妹们，我帮不了你们。你们有话应该找丹尼森夫人去说，她直接跟纽约有联系。”
我说话时，努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可我感觉很不好，也不忍看到她们那么绝望。我知道她们在老校长面前谁也不敢出口大气，她听都懒得听她们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有人离开金陵学院。我深感歉疚，送给她们每人一条毛巾或一块肥皂，当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可有的人碰也不这些小礼物，也不跟我说话。她们一定把我看成女魔头了。
雪上加霜的是，姗娜报告说中学里很多女生都退学了，因为城里傀儡政权出资办的学校都是免费的，把我们的学生吸引去了，尤其是那些交不起一年四十元学费的学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向明妮报告所有这些变化。
明妮直到八月中旬才回来。我安排了一辆车去接她，也亲自去了车站。她晒黑了，人也瘦了，在那个滨海城市，一定没少游泳。她的箱子里装了两千元现款和一百管牙膏。她生怕被卫兵发现，把钱给没收了，当我们走出下关火车站时，并没有人让她打开箱子。那些现款多半是青岛和上海的金陵校友们捐的，牙膏是那五个盲人孩子送的。她们都很好，不过都说她们很想念金陵学院。其中有三百元钱，是卖掉丹尼森夫人的银器得来的，也捐给我们学校了。不过，过挹江门时，一个军官把明妮拦下来，因为她的伤寒疫苗证明过期了。他把她带到附近一所小房子里，那里有个护士会给她打预防针。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中国人在等着注射，护士给所有人打针都用同一个针头，每次用了之后，只是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根针头反复使用的场面把明妮吓得够戗，可她什么话也没说就打了这一针。
明妮把两千元交给丹尼森夫人，老太太高兴极了，说金陵的优势就在这里：我们总可以弄到捐款来推行校内的计划。有了足够的资金，我们学校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重新获得声望。明妮察觉到，新学期里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少了很多。便问我：“我们现在的学生怎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