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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好起来，不再当别人的负担。”她说。
她一直在好转。我希望她很快就能康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德克萨斯州看望父母了，不过目前我还是应该守在朋友身边。
我刚收到金陵董事会丽贝卡·格里斯特的来信，说他们为明妮筹得一千二百美元。这太好了。明妮一直担心金陵学院在她身上花钱太多，我明天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她。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爱荷华城）
明妮经常说：“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建了一个错误的家——一个容易破碎的家。我早应该知道，一个家不必非是一个物质实体。”可是接着她会纠正自己，说：“我不该抱怨太多。成百万的中国人，在战争中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亲人。和他们相比，我幸运多了！”
她想尽快把病治好，早点儿回到金陵学院去。她在美国没有家人，她兄弟拒绝来看她。另一方面，她的家乡，伊利诺州的塞科尔镇，正在为她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她回家，他们已经把八月二十二日定为明妮·魏特林日。明妮对此一无所知，塞科尔镇的人们也不知道她精神崩溃的事。伍茨医生认为，目前要明妮回家乡还是太冒险，因为任何情绪激动都可能让她陷入更深的抑郁。我给塞科尔镇那边打了电话，解释了明妮的情况。他们好失望，甚至要派代表到爱荷华城来看望明妮，但这是伍茨医生所不允许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爱荷华城）
有时候，明妮完全是个正常人；有时候，她又非常郁闷。她密切关注着战争新闻，为中国和欧洲的形势担忧。她要大家为她祈祷，说她如同相信药物一样相信祈祷，需要大家帮助她“走出阴影的峡谷”。昨天，她说她应该准备下学期就返回中国。我每天夜里都为她祈祷。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州布朗郡州立公园）
根据伍茨医生的建议，我们一周前来到了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医生相信，新鲜空气和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明妮有好处。她很喜欢这里的安宁和寂静。每天早上，我们沿着林间小径散步，还沿着欧歌湖遛弯，湖里有很多水鸟。它们都不怕人，还直接从你手上叼面包吃。明妮很喜欢喂它们。
医生停止了可拉唑，因为服用此药使她背疼，也让她肩膀酸疼得更厉害。目前没有任何治疗，她似乎仍在不断地好转。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们在印第安纳的州立公园待了不到一个月。伍茨医生同意让我带她去我父母在德克萨斯州的家。这是我看望父母的同时还能照看她的唯一办法。明妮喜欢这里的暖和天气，开始在花园里帮我父亲干活了。她希望自己“有点儿用处”。
她经常提到南京的那个疯女孩玉兰，说：“谁能想象我最终也精神错乱了呢？”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我很想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报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明妮经常宣称，她会被永久地关在精神病院里。她已经准备了圣诞节的礼物。她在这边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想用自己的礼物给大家一个惊喜。上个星期，她卖了两打她从中国带来的画片，把所得的款子，12。5美元全部捐给了中国救济会。伍茨医生吩咐说，我们不可把任何工作交给她，也不要唤起她对战争暴行的记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传教士协会的罗伯特·多恩夫人来看望明妮。她对我说，觉得明妮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两天后她就离开了。她和明妮似乎意趣相投，两人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明妮甚至自己给自己点了菜，这可是她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无法做到的，因为决定任何事情对于她来说都很困难。多恩夫人离开以前，明妮让我们别替她担心，说她很快会好的，好了就回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德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镇）
我离家两天去看我姐的双胞胎。我不在的时候，明妮去了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三十片安眠药。我回来时发现，她的情绪很恶劣，还指责我抛弃了她。我说，我才离开了两天去我姐姐家。“你看，我不是又回来陪你了吗？”我对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劲儿地亲——连他的味道都像他父亲。“你上学了吗？”我问。
“嗯。”
“几年级了？”
他没听懂，盈子帮他说：“二年级。”
“你生日是哪天？”
他母亲替他答道：“十二月四日。”
“我会记住的，阿真。”我说着，在他的眉心又亲了一下。
听证会下午一点半继续进行，只剩几分钟了。一位中国官员走出法庭大厅，招手让我快进去。我该怎么办？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会见家里人。我现在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根本不可能公然地对盈子和阿真认亲，那样做无异于自招大祸。情急之下，我摘下腕子上的金手镯，塞给盈子。“浩文想把这个交给你。”我说，两手把她的手握紧，“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这样不安全。”
不等她答话，我掉头朝法庭走去，觉得两腿发抖。我并不清楚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所有中国证人都是被半隔离的，从法庭到隅田川上的木屋旅店，都是集体行动。不然，我就会告诉盈子再到哪里去见面的。
有几个美国传教士也来到东京出席战犯审判：瑟尔、马吉牧师、威尔森医生和霍莉·桑顿。见到他们我很高兴，只是因为刚遇见了盈子和阿真，我心里正难过。
“你怎么了？”一天晚上霍莉问我，“怎么情绪这么低落？”
“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说，“这种闷热我真受不了。”
“听证会也一定够你受的。”
“这些天里都睡不好。”
她仔细观察我，眼角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