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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超过一个连的日本兵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中国士兵。为首的长官是个高个子，嘬腮，看那阵势是个中佐，身旁有两个卫兵和一个副官。明妮告诉他，这个难民营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可他听也不听，声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只给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的承诺，所以现在皇军有权将所有敌方残余部分予以清除。的确，在最初的计划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有关当局宣称过，这一中立地区将是“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任何数量的士兵不得通过”的，然而在起草这封信件时，委员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整个事情的发展，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会来到这里，恳求中立区救他们一命。外国人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之后也收留了他们，以为日本人会遵守战争公约，以基本人道对待已经投降的军人。现在，凭着清除残余士兵的名义，入侵者开始对任何他们怀疑是潜在敌人者任意抓捕了。
搜查是从科学楼开始的，日本兵打算搜查每一间屋子。如果哪道门上有锁，而钥匙一时没能拿来的话，一个扛着大斧头的士兵就当即把锁砸开。跟在他们后边，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在二楼的地理系办公室里，存放着邻里的妇女们在上一个秋季给中国军队缝制的六百套棉衣。我和明妮决定留下这些棉衣，因为我们估计难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冬衣。现在，这些棉衣棉裤就可能成为罪证。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是中国军队强迫我们给他们做的吗？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衣服，我就得在明妮回话之前，抢先跟他们撒个谎了。明妮不善说假话，会被他们看穿的。
还好，明妮说带他们直接去顶楼，那当官的没有坚持先搜查放衣服的那间屋子。顶楼上收容了二百多名妇女儿童，那里的难民似乎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到他们下楼来时，他们忘记了拐向左边搜查二楼的那些办公室。
我们走出大楼时，一个日本兵抓住了我们刚雇的一个送水工。那可怜的人吓得愣住，一时连呼救都不会了，水桶翻倒在地，扁担上都沾满了泥。那日本兵连抽他几个耳光，冷笑着用中国话问：“当兵的吧，嗯？”
“不是，不是，”明妮上前阻止，“他是个苦力，我们的送水工。胡闹，他都四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是当兵的？”
一个班长模样的日本兵上前撕开那人的衣领，查看他的左肩。幸亏他左肩上没有印记，他们这才放了他。那人吓得一声没吭就跑开了，水桶、扁担都不要了，还有两个被撕掉的扣子，都掉进湿泥里。
我和明妮跟着日本兵离开。快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小队日本兵正拖着一个男孩子，那是修理工老童的侄子，他经常到校园里来干些零活。明妮快步上前，拦住他们。“他是给我们跑差的童仆，不是当兵的。”她喊道，情急之下临时给他编造了这么一个头衔。
翻译官是个面善的中国人，穿了一件厚风衣，他把明妮的话告诉日本军官。一个日本兵走上来，用拳头朝明妮当胸一推。高个子中佐冲他喊了句什么，那人“哈咿！”一声，立正站得笔直。于是那孩子赶快跑掉，和叔叔到一起去了。那中佐匆匆写了一个字条，递给明妮。翻译告诉她，“如果再有人来搜查，你可以把纸条给他们看。”她谢过那当官的，然后突然一惊，转身对我悄声说，“到处都是机关枪。”她用下巴指了指大门口。
我抬头一看，看见院墙的两侧支起了六挺机枪。我意识到，一旦这里出现骚动，他们是会扫射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起来。
中佐带着他的随从走出大门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男人从这里经过。四个人被铁丝捆住胳膊串在一起，其中一个没穿裤子，两条腿上满是血迹。我们走到门前，去看个仔细，可是看不出那几个人是不是军人，那个最年轻的不会超过十六岁。他们一路纵队，朝西边的山坡去了，十分钟之后，传来一阵枪响——他们全被打死了。
“他们就那么开枪杀人——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明妮说。
我意识到，日本人觉得他们愿意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都是合理的。很多人一定知道会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赶快逃跑的原因。
更多的难民拥来了。现在，金陵学院已经收容了四千多人。新来的人描述了很多可怕的故事——在过去三天里，城里和郊区到处发生着抢劫、强奸、虐杀和纵火。有些女孩子还不过十几岁，就被从父母身边抢走。东边和南边，黑烟在不断升起——数千所房屋和商店被放火烧毁，以掩盖抢劫的罪行。有些日本兵对路人看见什么抢什么：钱、食物、香烟、外衣、圆珠笔，甚至帽子和手套。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我们的门卫王建定，长着一张猫脸，瘫坐在自己脚上，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就是止不住地痛哭，因为他那十五岁的儿子那天早上被带走了。
那天晚上，在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路上，我和明妮看见一辆双轮大卡车隆隆驶过，上面载着十几个年轻女孩，只听见她们大喊着，“救命啊，救救我们！”有一个女孩还戴着眼罩。她们有的把脸涂黑了，把头发剪短了，可这些伪装还是没能逃过日本兵的眼睛。
我们呆立在路边，一直看着那辆卡车，直到它消失不见了。我合上两眼，眼珠直跳，明妮则把两手按在脖子两边，呻吟道：“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出你的愤怒？”
我们去见拉贝，想看看他听到本顺的下落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九
十二月十七日早上，一小队日本兵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好几个地方，大抓妇女和女孩子。我们这个难民营里，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强奸案件。紧急情况不停地发生，迫使明妮和我一起，疲于奔命地应对日本兵。我们已经接收了六千多难民。所有楼房都已经塞满，很多教室都让人联想起挤满了滞留旅客的火车站，在外之人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孩子们，四处闲逛，像在赶庙会。我们担心怎么保持卫生，怎么给这么多人提供伙食。光靠粥场远远不够。
明妮说动瑟尔，在南京大学为新来的难民再开放一个宿舍楼，并确保夜里一定要有一个外国人住在里边。那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她和我送去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安排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送到了威尔森医生那里——这个年轻的媳妇，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被一群日本兵轮奸，流了产。一辆驴车拉她去了医院，后边跟着她呼天抢地的婆婆。
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