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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体”，非。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
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原注：王充谓彪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甲，以太史公为
乙也。张辅《名士优劣论》曰：“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
之不如迁必矣。”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一作“有”。
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殁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一无“所”字。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
》、七十列传，称虞舜见陋，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门人推奉有若。此二事又于《暗惑》篇论之。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
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一作“君”。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
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王。为孺子，史刊摄政一作“正”。之年；厉亡流彘，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
句必有误，详此句当云“各有世家”。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一脱“序”字。录》，历说一作“序”。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草盛貌。一作“拙”。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矣”。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疑当作“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
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一作“七”。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干世。既而梅氏写献，一作“状”。
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一无“若乃”二字，一止有“乃”
字。《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
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探赜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浩，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
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其夫子之刊一作“作”。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此四字旧脱，今补。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
难为爽误。是一讹“事”。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莓”一作“莓”，皆误，当作“煤”。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传者”集内凡三见，并作
“儒者”，当由书佣讹“传”作“■”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苟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一无“而”字。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
罕能周悉。《传》本不略，此但据时势折之耳。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一家，马迁乘传旧多“以”字。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
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
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一作“凌”。强晋，而可遗之者哉？《传》书楚事甚
多，正辩在此。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一作“略”。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壁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于一作“所”。
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寻一作“马”。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一作“山”。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
生于秦代，一作“氏”。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言如此或可云发愤之故。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一作“常”。也，乌可怪乎？必
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目，若伍子胥、大夫种、盂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一作“同”。
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一作“分为数卷也”。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必有凭。必谓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书违一讹作“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言此等乃为被刑而发耳，若《项纪》岂
关怨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工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
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是未尝抑魏者。刘主地谓门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
帝王，可比少康、光武；以宗室言。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以功烈言。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亦不似党蜀者。是则寿之意。
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此下旧有注，引陈寿《上诸葛集表》
语，殊无取义，去之。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
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一作“赵”。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此二字一作“俯”
字。而就也。借讽之作，只有短篇，从无巨帙。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藉以权济物议，此六字旧作“藉其权以济物”。取
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向异乎？《王命论》亦止一篇，非如习书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当尔。理不当然也。或讹“尔”作
“耳”，非。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以上并收语，见鸿本传。案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平。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
或作“魏”。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官”。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
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
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追出诃鸿心曲。且东晋之书，宋、齐一脱此四字，之史，
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此云探赜，贴论史者说。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
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冈，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卷八模拟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晋书》作“苻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
相。而谯周撰《古史考》，一脱“考”字。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集内“杀”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脱
此三字。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于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当作“时”。无二君，
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
相怨。而于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一作“被”。
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原音：征。鲁以行一作“用”。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
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旧作“其”。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
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
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据文义刊正，旧作“已”。非，详。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此下当有
“至匈奴招陵”五字，脱简也。“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下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
》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
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一本误多“谢承”二字。《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