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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为是。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撰《齐书》，其庙号有犯时讳者，原注：谓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讳也。即称谥焉。至如变世宗误作“祖”。
为文襄，改世祖误作“宗”。为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句意未足，恐有脱字。诸如此谬，不可胜纪。
又旧误“故”。其列传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读者瞀乱而不测，惊骇而多疑。嗟乎！
因斯而言，则自古著书。未能精谠。书成绝笔，而遽捐旧章。遂令玉石同烬，一作“尽”。真伪难寻者，不其痛哉！
周书一条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
太祖敕朝廷，他一无他字。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如南朝北梁诸书。存兹典实。谓规仿《尚书》
之体。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
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一有“书”字。旧事，因而勒成。务累上声。清言，罕逢佳句。据文义，“佳句”恐是“往句”之讹，谓无复原初质语也。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一作“术”，“述”通。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原注：案字文氏事多见于王劭《齐志》、《隋书》及蔡允恭《后梁春秋》。
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萧韶《太清记》、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纪》。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广具书。盖以其中有鄙
言，故致遗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隋书》一条
昔贾谊上书，晁错对策，皆有益军一作“于”。国，足贻劝戒。而编于汉史，一作“史汉”，非。读者犹恨其繁。如《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
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寻又申以诋河，尤其谄惑。夫一多“史”
字，一多“人”字，载言示后一多“世”字。者，贵于辞理可观。既以无益而书、岂一作“孰”。若遗而不载。盖学者神识有限，而述者注记无涯。以有限
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必如是，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书之简编，缮写不给。呜呼！苟自古一脱“古”字。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
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有激之辞。
案《隋史》讥王君懋撰齐、隋二史，旧有“其”字。叙录烦碎。此处当补“及其自编《隋书》，仍复芜辞不翦”云云”方得文义清画。行本缺。至如刘臻还
宅，访子方知；王劭思书，为奴所侮。此而毕载，为失更多。可谓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卷十八杂说下第九
诸史六条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布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
武、宣二代，至于平律善恶，寂蔑“灭”通。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
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原注：李充
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李百药《北齐书》。于《后主纪》则书
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代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
旧连后段，非。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旧误作“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文心》作“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
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
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一作
“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重句。
渭滨熟事，何人不知，以此判宋武，亦失平。更一作“又”。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原注：案王劭《齐志》：
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称之以华夏，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而牛弘、作《周史》。王劭，作《
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
经典，多依《史》、《汉》，原注：《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
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案裴政《梁太
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
于实录矣，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朱。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世称近史编语，原注：谓“言语”之
“语”也。唯《周》多美辞。
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
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旧本此处连下条，非。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原注：谓太清以后。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原注：何之元《
梁典》称议纳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夫汉、晋之君，事殊僭盗，梁主必不舍其谥号，呼以字名。此由须对话
俪辞故也。又姚最《梁后略》称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
又萧韶《太清记》曰：“温子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业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乏极，下伤人理。”
此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趋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并非。
“字名”旧作“姓名”，“皆语”旧作”语皆”，“趋声对”旧作“避声对”，今皆刊正。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面对。莫不
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
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原注：江陵之去建业，地阔数千余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
而言，其伪可见。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敕。原注：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密撰锡让、劝进、断表文诏，入奏请署，一时顿尽。则知无复前后节文，等差降杀
也。此注旧编在后注之下，误。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原
注：晋、魏及宋，自创业后，称公王，即帝位，皆数十年间事也。夫功德日盛，稍进累迁，足验礼容不欺，揖逊无失。自齐、染已降，称公王及即帝位，皆不出
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则于礼仪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旧木此处连下条，非。
夫以暴易暴，旧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旧衍“文”字。史》者，称澹大
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原注：《隋史》每论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为“史臣”。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
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
之所载，何其阙如！原注：《杂记》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
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刺。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昭王当云平王。与秦穆同时；
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原注：《列女传》曰：齐伤槐女，景公时人，谓晏子曰：昔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夫谓宋景为昔，即居其后矣。今粗举一二，其流
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
》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
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旧本此处截条，非是。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
覆之。又甘茂谓苏代或讹作“氏”。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
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一作“因”。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
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
立一作“夫”。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
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长爱奇多杂，一作“新”，非。
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当云《羽猎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一作“议”。之矣。
然则作“然而”用。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或作“主”。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问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
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产地，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刘昺所产地。求诸人物，自
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昺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
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一误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一讹“汉”。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
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