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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无疑是残酷的，提倡了这多年的素质教育与改革高考体制，其实质并无真正的改变，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一考定终身，但分数的一点差距就是冰火两重天。熟悉高考的人都知道，近些年里，或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也是有大学可上的，但在其他地区，那种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无数考生的家长都患上了“分数恐惧症”，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法，只要能提高最终分数就是好的。何川洋的父母固然有可能利用了官员的身份，其实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下依然是可怜的。
说这些并不是为这个学生以及他的父母乞怜，而是希望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民族身份或者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一个大背景下的枝叶，根源远不在此。至于如何能改变这种高考制度，也远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说清的。只是新闻里面说，何川洋已经跟北大重庆招生组签下预录取的协议，现在正在等处理的结果。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的考试并无作弊的话，这就是他的成绩，不能因为更改民族身份而被抹杀。父母如何处理倒还罢了，祸及孩子总是不好的。如果能够把成绩与改民族身份的事情分开处理，倒是不失为两全之道。只是这个两全之道很是悲凉：孩子一纸文凭的代价是家长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吧。
千古忠奸未有知
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长跪在西湖岳王庙前的秦桧夫妇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学会了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看到这条消息而感到欣慰：荆楚网转网友拍的照片，称自己在山东荣成成山头福海风景区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座当地旅游机构建立的“奸臣纪念馆”，里面列出了秦桧先生的同行们之大名与事迹，据说详尽得很。网友的说法是这个做法很“雷人”。
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与资料之前，讨论忠奸的问题似乎是远了点，更何况中国虽然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只要是时世不同，这棺材板盖上了还是可以掀起来的，不论是弄出来鞭尸还是梳洗打扮一下放到圣人祠堂里陪祀冷猪肉，又或者是先陪祀然后鞭尸，更极端的是鞭尸也鞭了好几次，冷猪肉也吃了好多年，总是折腾个没完没了。到最后还有人打油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奸谁人知。谁人知？不学无术者反正是不知。
就我看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应该也不是为奸臣树立一座什么永不磨灭的丰碑之类的豪举，其后面的原因很可能简单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这“纪念”二字应该是某人不学无术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这样：某人（很可能是领导）觉得自己这地方开发旅游要有噱头，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但自己这里没啥名人，风景虽好也不算出众，所以要出奇制胜地突出一个文化类别的东西，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结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于是不是对此物种有与众不同的爱好不好说。建了东西总要有个名头吧？关于人物的人文景观如果是新近设立的基本都冠以“纪念”之名，所以这东西就叫做“奸臣纪念馆”了。基本算是个没文化惹的祸。
这种事情算是屡见不鲜，当年曾有人征集过近年最雷人的标语口号，票选前十条基本都是让人以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这东西虽然平日里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应用的时候，能够用好的确实不多见。
文字只是运用错误也就罢了，最多是出点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以及这种“奸臣纪念馆”的笑话，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往往是一种能够真正识别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诗里说的，不论是周公还是王莽，在他们还没把事情做完之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能论断他们的行为是忠还是奸。能够判断这件事的，除了通过一般的常识，还要通过各种迹象与行为。后一种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后一种的分析判断，没有文化作为底蕴，则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许我们的文明里有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智主义说法，但终究还是很看重文化这件事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觉性，那种对于国家或者正义的忠，远不是凭借朴素的感情所能比拟的。
顺便说一句，历代权奸当中，除了严嵩等几个异类之外，大多数还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这东西学好不容易，学成个基本识文断字然后去祸害天下倒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这话我不是在说起这个“纪念馆”之名的人，而只是说出这么个现象，请勿误会。
故宫的金缕玉衣
大概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金缕玉衣”这个东西，那是古代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器物，用金丝穿玉片，成盔甲状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个人形雕塑。据说玉有保持尸体不腐败的功效，这个理念是这种葬制的来源。当然，这是王侯之类人物专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的。
古玩市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玉衣的残片出售，整件的东西相当罕见，也不是民间藏家能够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审理的一桩案子当中，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谢根荣，3年期间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位谢先生曾经向建设银行的有关人士出示过自己收藏的两件金缕玉衣，从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而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其实都是西贝货，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特聘鉴定专家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但为什么银行的人士会认为这两件东西是真货、从而相信了他的经济实力？很简单，这两件行内称为“药”的东西，经过了故宫五位专家的鉴定，并且给出了价值24亿元的评估。而故宫的专家也是做金缕玉衣的那位鉴定专家请来的，最后拿走了几十万的鉴定费。
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在东窗事发之时，其中一位专家已经去世了，另外几位专家很轻易地就把主要责任都推到了去世专家头上，都说自己只不过是友情出演，主要还是听了那位专家的意见之后才做了那样的鉴定。这话当然属于不要脸的范畴，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了，把应该一体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头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件事行内人一眼就知道，纯属友情鉴定、金钱鉴定的一种。古董行花样多、水深，这是其中一例。比如说买到假货又不甘心，找个专家鉴定一下之后，假货也就堂而皇之地烫了金，成为了真宝贝。据说某电视鉴宝栏目当中，还有人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换个人拿上去鉴定，然后给出一个天高地远的估价，从而哄抬市场价格。而各类专家当中，故宫的专家属于价位最高的那种，除了迷信“故宫”两字之外，重要的就是这帮人见多识广，按说不会走眼的缘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某些领域的建议者与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与声誉就是他们的生命，也是别人愿意付钱给他们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专家这个词儿在咱这里基本属于骂人话，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专家不专，而是他们利用专家的名声与社会信誉度，明目张胆地为各种假货保驾护航，而且还不是在古董这一个领域，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很多社会问题，总有专家们出来为各种机构进行粉饰，这个景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清醒的东西，而且总是会划定一个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识的人具备最起码的智力诚实、学术诚实，不会让他胡作非为，这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不会随便出手肆意妄为。只有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放弃这种约束，那就是知识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来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得不到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权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威权，而威权是被用来肆无忌惮地谋利的。这种威权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授权，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本身负责，而只是把知识当做工具。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始辟谣，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当真了。当威权必须要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必然要绑架其他力量为其背书。
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溃败的缩影。当一个社会最该有公信力、美誉度的群体都成了这样的时候，真是让人无语凝噎了。最该有美誉度的公益机构几乎成了藏污纳垢地圣地，最该被相信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鉴定者成了造假者，一个社会就没有了公正可言。现在很多社会事件中，往往可以发现原本应该作为维护正常标准的机构与个人，恰恰就是造成灾难的人。
金缕玉衣无论如何华丽也是尸衣，专家的头衔无论如何耀眼，如果是这样使用，早晚也会变成他们的尸衣。
生前身后不安宁
名人的生前身后事基本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题材。季羡林先生主要的学术功绩是没几个人能弄懂的，大众名声多来自于其散文，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驾鹤西去之后，举国媒体闹出一个“国学大师”的大笑话。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为轰动的消息倒是他的秘书涉嫌盗窃其收藏的事件，以及在他葬礼之上出现的闹剧。
不知道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关工作得当，前一起疑似“内鬼”的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信誓旦旦的季门弟子所承诺的猛料也再无音讯。没想到没过多久，一起更为“真实”的盗窃案又再次光临，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润园的故居被盗——或许称为洗劫更为合适，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里说：“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铜像，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若论市场价格，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起码以百万计的数目。”
这件事无法不让人想起季先生生前最后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幸好网络是有记忆的，各类因为当时爆出的“疑似秘书盗窃事件”所留下的新闻采访都还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当时对季先生之“重视”真是空前之举，不但很少让人去探望，连季先生自己想花些钱都被限制着。季先生在接受某周刊采访的时候说：“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最为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事件最终也没有到立案调查的程度，并且并无一个合理的解释。
盗窃案毕竟是警方的职司，分析案情、决定是否立案相信各方必有权衡。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是张明显著的盗窃事件，无论北大外宣部门与警方作何解释，不立案侦查想必是说不过去的，而这样一批东西如果流入市场，以笔者对于古玩行业的了解，顺藤摸瓜抓到案犯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定挖出萝卜带出泥，还有些让人惊讶的东西等在后面。如果并非是被盗而是另有因由，这个故事相信会更加精彩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不是于此，而是如北大这样的学府对待一个学术大师的态度。记得有先哲说过，“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的镇校之宝是它拥有或者拥有过的学术大师，否则的话，未名湖畔再怎么风光旖旎，也不过是一弯浅水罢了。从各类报道来看，北大对于季先生的态度确实像是饲养一尾高档的观赏鱼，有着按照级别所给予的照顾，也有着当做摆设的冷漠。甚至在出事之后，熟练运用太极功夫进行推搪的手段，在在都显示出其态度之暧昧——这些几乎是需要搬家公司才能运走的东西就这么消失，作为一直强调校园管理的校方，不知作何解读？
前段时间，有个中学校长推荐的特招生在被北大面试的时候问招考人员，现在的北大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与志向？那个招考人士回答得颇有官场特色：“特定的时代，大学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话说得就像现在这些事情的注解似的，真正的大师成了观赏品与装饰物，而围墙倒是拆了又盖、盖了有拆，大量的博士文凭颁发给了官员与商人，就连推荐研究生都考虑到了出身，还说这是符合规定的。
越是市场经济，也就越需要有大师、文化与象牙塔，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大学的堕落比一个政府机构的堕落更让人痛心。
无能树木、何谈树人
北大算是又出事儿了。事情倒是不大，把自己所属地盘上十几棵树砍了而已，树龄似乎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