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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起熊猫的国宝形象貌似遭到侮辱就大发雷霆，实在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了。记得中国的形象是龙嘛，啥时候改成熊猫了？再说龙这东西算是传说中的动物，怎么往它身上附丽美好的东西都不算过分，反正没人见过。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寄托在一种真实动物身上并且感同身受，其荒诞几乎等同于上次章子怡小姐在海滩上行为不雅而遭到丢国人脸的批判。更有甚者，熊猫毕竟是动物，有时候做出的事比章小姐恐怕更不靠谱。我们的面子不是维系在女演员身上，就是维系在一种以竹子为主食、间或食肉的动物身上，想到这里，难免令人无语凝噎。
记得在电影《红高粱》刚刚上映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一次争论。很多爱国神经绷得比阶级斗争都厉害的人跳出来说，这是一部卖国辱华的电影。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言论如下：“这是一部把中国不甚光彩与落后的面貌当作卖点的电影，是迎合了外国人那种好奇心与猎奇欲的东西。其导演完全是因为展示了这些才得奖的。”挺抱歉的是，现在中国电影提起来还真没几部能上得台面的东西，全仗着当年那几部卖国电影在撑门面呢。现在谁要再说这个，估计就会让人说成是神经病。
可惜的是，这种神经病从来就没有真正痊愈过。当年是什么样，现在换个主语一样的话就能再用一次。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怎么这些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有尽头呢？
从最简单的道理上看，一次一次感到别人在侮辱自己，除了很少的情况下确有其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一种神经过敏。只有那种内心里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认为全世界都是在说他。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在一个集体里生活，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漠不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都可能是一种恶意。而这种人往往是这个群体中最弱的。久而久之，有一种精神病的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受迫害妄想狂。同时，他会怕任何人指出或者知道他的弱点，一旦被指出，这人就会怒发如狂，这时候他就会像个迫害狂了。
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病症一旦发作，尤其是面对自己同胞时发作的话，卖国辱华的帽子肯定是最先飞过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论在什么状态下指出本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与病症的，恰恰是医生、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指出这些的人就是卖国，就是侮辱了这个群体。溃烂之处灿若桃花嘛。
遮羞布不是爱国，夸奖伤口的红肿不是爱国，这应该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诚实。以遮羞布爱国者，缺乏这种任何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素质。也难怪有人刻薄地称这些人为爱国贼了。用遮羞布爱国的话，恐怕这块布永远是扯不去的，而国是否能真强，也实在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
努力培养奴才的礼仪
向过往的贵人致敬这件事古已有之，据说前朝某大诗人就曾经在某贵人的车马滚滚而过之后，亲吻了那有幸承载贵人车马的土地——按照这个做法，热爱土地就有了别的解释，而且礼仪这件事也就有了别的解释，至于到底是什么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脸的，别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说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儿基本相同。报载贵州黄平县目前在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奇景，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少先队队礼。之所以出现这么奇怪的景致，是因为该县的领导说“这是全县推广的礼仪方式，有助于减少安全隐患，也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对此过往司机表示感动，孩子们则称已经习惯了”。
我说了，这事儿我个人理解为挺不要脸的，不是说这些被强迫“习惯”的孩子不要脸，他们是无辜的，而说的是主导这件事的当地教育部门。我能理解的车辆与行人的礼仪之一，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孩子。让孩子给车辆行礼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礼仪，据说这种行为能让司机有些感动，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见这种景象非吓一跳不可，减少事故看来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诸先贤，也只有那个崇敬地亲吻贵人车马痕的人物可资引用。除此之外，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厌恶之情。
而且那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不让我产生生理上的不适：三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从低到高站在路边，向一辆黑色轿车行礼。老实说，我从来不算个有多少教养的人，礼仪这件事我从来是能躲就躲。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我车前发生，我倒是未必会感动，而是会请他们把手放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愿意的话请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当不起你们向我敬礼——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陌生人当得起孩子们的这种礼仪。
好奇心起，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县的基本资料，发现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均海拔高、少数民族众多。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到底是在培养孩子一般的礼仪呢，还是从小就传授对于财富的毕恭毕敬？
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向过往的车辆致敬，本身传达的意义可以不论，可能最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向财富与强势致敬。对财富与强势致敬虽然经常能看到，只是这种行为不能这么赤裸裸地加诸在天真未泯的孩子头上。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了富人很多的特权与方便，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需要富人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如果这种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礼仪成了标准格式，首先毁坏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平等。要知道，固然在财富程度上有差异，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共识，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
这种所谓的“新礼仪”要是被推广，真不知道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除了培养出一帮合格的、对于财富与强势保持尊敬的奴才外，实在是没啥其他的意义。这哪里是礼仪？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跪拜罢了。
大家都会做算术
有时候解决生物学的问题，也不妨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懂得数数，其他生物可能没发明什么二进制、十进制，但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方式调理自己的生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繁衍下去。其实这也不奇怪，生存就是一场博弈，而博弈论正好也在经济学上有所应用，而且是很大的应用。
那咱们就从细菌或者微生物它老人家说起。《围城》当中方鸿渐先生从那时候的“西太平大学”——克莱登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讲座，那时候出洋留学的海归算是个新鲜物种，是要大家都过来看西洋景的。虽然方鸿渐学问确实没学到，书多少还是读了些，原本这事儿还真能应付过去，结果演讲稿丢失，只好就他记忆所及谈了谈鸦片与梅毒对于中国的影响。鸦片这事儿咱不说，梅毒这件事倒是可以说说。
梅毒是一种绝大多数情况下靠性行为传播的疾病，方鸿渐老师的意思倒不是讲梅毒的病理学，这个他也不懂，他的意思我记得好像是说15世纪梅毒从南美传到欧洲，然后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把梅毒也带了进来，这病在晚期的时候能够促使某些患者爆发出创造力。医学上好像是有这个说法，这是因为感染脑部而导致的精神异常。但医学上还有一个说法，这是后来才发现的：梅毒对人体的毒性在数百年的传播当中，已经开始下降了。
其实这也不算个很奇怪的事儿。根据生物学家说，我们这几十万年的进化，其实一直是跟着很多病毒、细菌一起走过来的，好多细菌都被收编了，或者至少不会再捣乱。而梅毒这种东西在外界生存不易，在体外活不了多久，尽快把宿主杀死不符合它最大程度传播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毒性比较小的就被选择了。这个解释是不是靠谱很难说，但还有一个例子似乎也能印证。
经生物学家研究发现，急性痢疾的发病有一种规律，就是如果当地靠近活水之类的水源，则病毒的毒性明显提高，要是当地没有这种迅速传播的条件，这病发作就没有那么厉害。经济学家提出的解释是，因为有活水或水源的话，病毒可以很方便地大量传播，寄主的受害时间短、反应强烈对于它们是有好处的，而要是没有迅速传播的条件，则必然要选择毒性轻一点的，免得那位倒霉蛋还没到能传播的地方就死翘翘了。这就是说，在自然的选择里，早就存在着这种适应性的博弈，甚至在每一次疫情当中，都能找到自我调适的机理，而这种调适用生物学可以解释，而用经济学、博弈论来解释，也并无不通之处。
其实用经济学解释生物学的内容，最经典的描述还不是看不见的细菌，而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有断肢再生的功能，壁虎可以把尾巴断去逃生，海参可以抛掉内脏溜号，但基本上没人见过高等动物断肢再生的奇迹，唯一的奇迹是人类发明了断肢再植以及移植技术。按照生物学家的解释，这是因为高等动物的断肢再生牵涉的生理问题太多，无法进行有效的再生行动。按照某些跨界经济学家的解释，这就是因为高等动物一旦肢体折断或者少了某些重要器官，再生这件事实在要消耗太多的资源，而且很有可能在这种消耗资源而还没有达到目的之前，该高等动物也挂了。少个手指头或者爪子可能不会死，调动全身资源去修补倒是可能死得很难看。这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值不值得。
有句话叫做“手里只有锤子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是钉子”，但经济学这个锤子在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方面还是挺好用的，道理很简单，无论是进化的力量还是什么其他力量，无论是否有意识，所有的事儿归根到底都是这三个字：值不值。
酒场见人心
酒后吐真言这件事完全是真的，当事人倾心一吐为快，但其他人则实在是不堪重负，仿佛某个负担从此就落在了自己肩上。这事儿主要纠结在于，吐露的真言往往事关另外一个人，原本那是他们之间的事儿，现在就成了大家的事儿，到底说还是不说？那颗八卦心，从此不能平静。
第一次见到酒场上吐露真言，是在一帮酒友组团到北戴河腐败的时候。原本是个相当欢快的螃蟹局，各类螃蟹已经就位，大家也按照吃海鲜不喝啤酒的习惯把平时钟爱的啤酒换成了二锅头。酒过三十巡、蟹吃五十个之后，某人猛然涕泪横流地叙述他与太太之间的深情。平日里该人属于温文儒雅的典型，也是我们这帮人里最有文化气息者，娶的太太也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类型，少不得总在我们跟前秀一下恩爱。结果没想到看上去很美的事儿，背后往往都有一部难念的经。
等这位吐露真言、被送到医院打吊针之后，一帮酒友面面相觑，这事儿在我们心里烙下了深深的阴影。您看，原本我们认为天仙眷属的两位人士，在背后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以后看着这两位秀恩爱的时候，难免会想起这位现在躺在病床上打吊针的仁兄之惨状。有些秘密对当事人是负担，对不小心知道的人来说，估计也是某种负担。
后来这个事情被另外一次酒局化解了。话说当时也是喝多，席上正好有那两口子，某人喝多了之后实在忍不住把这个场景说了出来，并且点评曰：“你老公真是好人，跟这么个人还闹啥别扭？好好过日子就算了。”此言一出，几乎能听见满座的人都出了一口长气，这个秘密从此就不再是我们的负担了。据说两人回家之后日子还是继续过了下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爆料起了一定作用，这算是个美好的结局。后来另有一次，我们把另外一对出了问题的两口子送到医院一起打吊针，本来要分手的两人也是这么又走在了一起。真话是有好处的。
至于说考验人的智慧，往往就是喝酒的智慧了。喝酒这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说，乐趣并非全在自己喝多少，而是看对方喝了多少。在我们伟大的酒文化当中，灌别人酒的方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某地上条鱼，头三尾四——鱼头对着谁就先喝三杯，鱼尾对着谁要连喝四杯——都是小儿科了。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是去草原度的蜜月，关于这事儿有个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景象：参加我婚礼的人有十多个穿的是冲锋衣、背着旅行包过来的，这帮人的意思是要跟我一起出去度蜜月。在他们的印象里，我出去就是玩儿，至于是不是蜜月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
草原人民豪爽好客，到了蒙古包里没一会儿就被连着哈达的酒碗灌下去了三碗之多，他唱歌我就要喝酒。三碗之后猛然醒过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