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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精神是一种范式转换
“山寨文化”俨然成为当今的流行词汇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最终形成某种社会的风潮。围绕此行为的讨论也在不断展开，有两种意见正在交锋中。
其一是有人欢呼：山寨精神是一种平民精神，是带有颠覆与挑战性质的草根大众对于正统社会的反抗。另外一种自然是说，山寨不是一种平民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秋风先生语），“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葛剑雄先生语）。
应该说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指出的是，两者都有偏颇之处，分别把“山寨文化”的某一面进行了无限的放大而最终得出了结论。欢呼山寨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者，是看中了其反抗既有利益的一面；而反对山寨文化者，更多的是放大了其破坏性与解构的一面。
所谓山寨文化本身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由于其为岛国而资源有限，最开始走的也就是山寨之路。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货如同我们前些年的温州货一样，是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当时他们的产品也大量存在着抄袭别人技术的情况。十年之后，香港、台湾也纷纷以此崛起，亚洲四小龙中，有哪一个不是凭借山寨抄袭而起家的？再其后十数年间，大陆的产品也凭此起家，至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牌产品与核心技术。
这就是山寨文化中经济方面的因素：在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状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都会首先选择这条便捷之路。这也就是山寨精神的起源，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对于财富与发展的强烈追求导致的。
应该承认的是，这次的山寨文化风潮确实与原来的以模仿求发展有不同之处。这次山寨文化首先在手机等电子消费品领域出现，最初的意义并无多少深奥的地方。而把原本只是抄袭技术而产生的消费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倒真要拜这个时代所赐。
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一场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其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改变，现在还只是渐露端倪。但从以往的传播方式发生重大转换的结果可以得知，这次又将发生的一种“范式转换”。书籍、报刊的出现，以及电视等传播媒体的普及，已经极大地改变过我们的社会，而互联网的出现与这些范式转换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报刊、电影如此发达的今天，传播方式依然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经过编辑、主编、制片人等精英阶层过滤后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经过很多人选择后给你的。互联网的出现，使这种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颠倒了过来，大众开始真正地生产内容，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种信息传播的自组织形式已经开始成型。
山寨产品走到了山寨文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体现出来的。本来山寨产品只是消费品，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被抹去了表层的意义，重新替换了精神的内核，从而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说，山寨文化本身是一种“借壳上市”。消费品需要的是消费者掏钱，而山寨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产品全民狂欢，两者在经济意义上就已经开始了分道扬镳。
话说至此，以秋风与葛剑雄先生为代表的意见，明显是属于看到了山寨产品的器物层面，而没有对其进行其文化内核的思考，并且对于山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在我看来，山寨文化本身如同历史上其他发生“范式转换”的文化一样，开始具有颠覆性与反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个大变革时代初期所必备的特征，不论是百科全书派的文艺复兴，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最开始都呈现出这种颠覆性与反讽的特征。
所以，从整个大的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更赞同为山寨文化欢呼的说法，当然，也并不反对两位学者对于山寨消费产品生产的某些批判。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不用如此对立。不过，山寨文化还有一个特质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对于权威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颠覆，往往是带有致命性的。
其实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事。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草根里也会出现精英，文化的传播或许变成了自下而上，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总有人会比别人更优秀。诸君如果有信心于自己的学养以及应世的能力，不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淡定，更加淡定一些。
拖延症是种现代病
拖延症随着一首老外的歌曲而走入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这东西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实说，这病我也有。
就在我构思这篇专栏的时候，我起码已经看了两次微博，中间还去给没有喝空的杯子加水，给猫喂一个猫果冻，然后接着捡起思路继续码字，而这篇稿子原本应该晚上就交，估计要到早上才能到已经脑门上见汗的编辑手里。
原来我不这样，这样一篇稿子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完事儿，某报夜里十一点半评论的稿子被撤，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十二点要签版后下印厂，我披衣而起，十一点五十交稿，一千两百字跃然纸上。要说质量有多高倒也不见得，只是这个速度基本上算是比较罕见了。现在我写东西绝对没有这么快。
这倒不是说文思如同堵了的水龙头，而是让人心有旁骛的事情太多。您看，社交网络兴起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吃饭的时候都不看同桌了，一人抱着一个手机玩儿命刷？各种即时通讯工具装上之后，无论你在干什么，往往会跳出一个小窗口跟你打个招呼。您说您要是有事儿也就罢了，没事儿就是想跟我扯两句，这算怎么回事儿？
注意力不集中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拖延病，而这种现象往往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现代社会是个异常快速的环境，一旦脱节的话，后果可能相当可怕。等你习惯了零敲碎打干活之后，往往就习惯于把事情拖到最后再做了。从心里说，这是不想做某事的标志，宁可去零零碎碎地干点儿什么。
说起来这病是不是有改善的可能？很难。我们都害怕与世界失去联系，而这样频繁地与世界保持一种伪同步，又增强了某些厌倦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总是想放下什么东西、不做什么事情，直到这件事到了非做不可的程度。
要说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主要的方式就是断网、扔了手机，然后找个地方去颐养一段光阴。但这事儿在绝大多人而言完全不可能，或者说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至于为什么，不是养家糊口就是有什么心愿未了，反正这日子就只能这样过下去。那就在拖延症里凑合活下去吧，反正拖着拖着这辈子就过去了。
天灾面前，我们不能道德绑架
这两天一开电脑，QQ群里就有人发消息说，国外的大企业没有捐款或者捐款的额度如何比不上中国自己的企业，还说姚明捐款很少，至少比他给美国飓风袭击的人捐的少好多。最新的消息是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如何不堪，捐款捐的少了——当然，这是相比他的资产而言。言之凿凿的人，似乎是王石先生的管家或者会计师，对于他的资产了若指掌。
关于王石先生的资产有多少我没有概念，但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查查一些数据还是可以做到的。我选择了一个透明度应该比较高的事情来求证：姚明在美国安德里亚飓风期间到底捐款了多少。遗憾的是没有查到具体的数字，只是查到当时美国体育界捐款最高的是NBA明星加内特，120万美元；其次是马布里，100万美元。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当时姚明捐款在100万美元这个额度，应该是在这个榜单上的。我初步断定关于姚明捐款的数额是个假消息，是有些人在无耻地、有意地制造敌人。
求证了这个以后，关于企业捐款或者王石先生的个人捐款如何就不用再求证了。即使那些都是真的，这种连着造谣与无耻一起发作的无耻消息，其基本的指向应该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这次天灾的时候，某些人希望创造出一些人间的敌人。
从道理上来说，人家是不是捐款或者捐多少，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企业行为，包含了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在其中。除了少数平时就有大量现金储备的企业外，其他企业未必能够在短期拿出大量的现金来。任何人都知道，钱是要在流动中产生效益的，把钱放在银行不是生意经。更何况还有人因为网易的老板丁磊捐赠的额度超过网易公司而指责之——网易是上市的公司，丁磊是不是能够完全做主都很难说。但造谣者或者指责者是不会管这个的。
要我说，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时候发生，是有其原因的。很多年以来，我们这里总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希望找到自己族群里的替罪羔羊，也就是找到自己人内部的“敌人”。如果没有，很多人就打算创造一个。这次的反应也不例外。就像在一群老鼠面对洪水时，先要咬死同群的其他老鼠一样。
这种行为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行为之一，甚至无法为其找出任何理论上的根据。通常来说，如何处置自己的资产是个人或者企业的行为，即使是从社会获得了这些财产，应该有责任回报社会，这也是一种道义责任，而不是一种强迫责任。更何况人家不是没有捐赠，而是没有达到某些人心目中的数字就被撕咬，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有时候我在心里很恶毒想，不知道这些撕咬别人的人，自己到底捐赠了多少？他的行为是否配得上他那伸出去的满口利牙么？
所以，我看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完全是混蛋。在对抗天灾的时候，难道还非要抓出几个对立的敌人不成？怎么有些人非要有个对立面或者谴责的对象才舒服呢？没有这个似乎就不能显示自己的道德优势么？这种人为制造的敌人，对我们应对天灾有任何的好处么？还是因为没办法坐着神州几号冲上天去把老天爷暴搥一顿，从而需要在人间找几个替罪羊？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是一种不但不利于救助灾民，反而会添乱的行为。这种道德绑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指责已经做了贡献的人为什么不做得更多，看上去理直气壮和富有煽动性，其实是用道德高标与谣言堆积起来的，没有任何可信度。
这种道德绑架最大的破坏性，就是造成一种苛求的气氛，慈善已经不是慈善了，而是一种攀比。在慈善行为中还要造成一种谴责与恐怖的气氛，真是不知道散布这种谣言的人是怎么想的。
我一直希望平心静气地与这些人讲不能道德绑架与不能自己树立敌人的道理，但是很遗憾的是，总是忍不住讽刺这种人几句。或许我篡改一下某位美国总统的话试试看，看能不能让这些人清醒过来。这话原话是这么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在这里我改成这么说：不要问别人为天灾做了什么，要问问你为同胞做了什么。
对于欺诈的迷惑
骗人总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似乎谁都知道，但这个世界上又有善意的欺骗与谎言，这个如何界定，有时候对于我们的价值观来说是个考验。有件事儿到现在我个人还有迷惑，不妨写出来看看。
网上出现了一个“卖身救父”的事件，是湖北十堰市竹溪县某位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者“女儿”所为。这位举报者被一纸公安局的文书送进了精神病院“疗养”了14年，网上的这位“女儿”号称谁要能救出父亲就以身相许，还有年轻貌美等字样。结果此事迅速传播，各个媒体纷纷赶到事发地，这位被精神病的举报者获救。但策划此事的人出面承认，并无这样的一个女儿，这是一个为了吸引注意力的策划而已。当地政府很气愤，说这个行动是欺诈。
要说是欺诈当然也无不可，毕竟并无卖身救父这件事，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某种手段。但这种欺诈到底是为了什么？很简单，要说是某人因为举报贪腐而遭到打击报复的话，神州大地比比皆是，而精神病院与看守所、劳教场都已经成为这种行为的收容地，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押过。不但对于公众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媒体也会觉得这并无多少新闻性可言。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打算卖身救父的话，新闻性是相当显著的。
很不幸，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事实。大众的关注确实具有正义感，但正义感也是会麻痹的，就像总是被打在同一个地方，久而久之这个地方从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