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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鲜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在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公民发现，他们向外国投资可以得到比在国内投资更高的报酬。结果，美国把货物送出国外，换取债务凭证，即债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形式给外国送礼。我们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外国，以表示我们确实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馈赠外，还有私人的礼物，如慈善团体开展的活动、教会资助的传教活动、个人对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等。
这些复杂情况并不改变上述假设的极端情况所说明的结论。在现实世界里，象在假想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只要美元的日元标价或马克标价或法郎标价是在自由市场上由自愿的交易决定的，就不会发生收支差额的问题。说美国高工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外国低工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话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为国外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外国生产者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而受到损害。但这同其他美国公司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发现了更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而给某一部分工人带来的影响，并无区别。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正是依赖于市场竞争，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们若想从一种生气蓬勃的、充满活力的、富于创造性的经济制度中得到好处，就必须认识到运动和调整的必要性。使这种调整进行得轻松些，也许是可取的，我们为此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行失业保险等。但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不应破坏制度的适应性。破坏制度的适应性，无异于杀鸡取蛋，自绝生财之道。不论我们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国内外贸易一视同仁。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会打字，比他的秘书快一倍，他就应当把这个秘书解雇而自己打字吗？如果这位律师打字比他的秘书强一倍，而干律师工作强五倍，那么他搞法律事务，让秘书去打字，他们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好。
另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根源据说是外国政府向它们的生产者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假定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这样的补贴（无疑，有些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受损失的是谁，得好处的又是谁，外国政府为了提供补贴，就得向公民征税。出钱补贴的是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得到便宜的电视机或汽车或是别的什么得到补贴的东西。我们应该抱怨这种反过来的外国援助计划吗，我们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后来的援外计划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别国作为礼物是高尚的，难道外国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把货物和劳务卖给我们，以这种间接形式送礼就不光彩了吗？倒是外国公民应该抱怨。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本国受到补贴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他们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无疑，如果外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或毫无一定规律地提供补贴，会给美国国内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险。企业决不会抱怨使它发横财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业制度就是一个赢利和赔钱的制度。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任何用来缓和调整以适应突然变化的措施，都应该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一视同仁。
总之，混乱很可能是暂时的。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日本决定大量补贴钢铁工业。如果不增加关税或施行限额，输入美国的钢铁会急剧增加。这将使美国国内的钢铁价格下跌，迫使钢铁生产者减产，造成钢铁业的失业。另一个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则可能下降。买这些产品的人将有多余的钱可用来买别的东西。对其他东西的需求会增加，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会增加。自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吸收现在失业的钢铁工人。但是其他工业里原来失业的工人将有工可作，能抵消这种影响。总的就业人数不一定会减少，而由于钢铁业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生产将会增加。
这种由于片面地看问题而产生的谬见，同样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增加就业而要求征收关税的行动上。譬如说对纺织品征收关税，国内纺织业的就业和产量会增加。但是，外国生产者不能在美国出售他们的纺织品，他们赚得的美元就会减少。赚得的美元减少，他们能花在美国的钱也就随之减少。因而进口减少多少，出口也会减少多少。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但出口工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而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去，会使总产量减少。
说国内钢铁业兴旺是国防所必需，这种国家安全论也没有更多根据。国防的需要只占用美国国内用钢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象，钢铁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会毁掉美国的钢铁业。由于接近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只会有利于保障国内相对巨大的钢铁工业。的确，由于需要应付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垒的掩护，很可能造就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钢铁业。
假定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假定确实到国外去买全部我们需用的钢更来得便宜。也还有其他办法确保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储钢铁。这很容易，因为钢铁占地方较少而且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封存一些钢厂，就象封存船只一样，需要时再启用。无疑还可以有别的办法。钢铁公司在新建一座钢厂以前，先研究几种不同的方案，以选择最优、最经济的厂址，然而钢铁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那么些补贴的要求，却从未说明采用其他方法来保障国家安全要花费多少。除非他们能说明，我们可以肯定国家安全论是工业的自我利益的饰词，而不是补贴的正当理由。
无疑，钢铁业的经理们和钢铁工人工会人员提出国家安全的论据是真诚的。真诚这种德性被估价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对我们好的对国家也好。我们不应当埋怨钢铁生产者提出这种论点，而应怪我们自己相信了它。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