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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年来我们一直转播意大利甲级联赛和德国甲级联赛，我注意到每当意大利国家队和德国国家队有比赛，联赛都要歇一周顶多两周，他们从来不会把联赛中止下来去备战世界杯。据我所知，意大利和德国这种足球强国，肯定更看重世界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他们向全世界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不能想象世界杯决赛阶段没有了这两支顶级球队是怎么一种情形，至少，对全世界球迷而言也是一个遗憾。即使如此，他们也照旧以国内的联赛为主，国家队的备战时间很少，但职业球员的共通悟性并没有因为备战时间少而失去战斗力。这几乎是职业足球共同遵循的模式，我们在亚运会、亚洲杯赛期间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实践证明没有什么不好。但随着世界杯外围赛的到来，突然间又回到老套子中间去了。我们首先有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悲壮口号，然后顺理成章一切都要为世界杯服务，为世界杯让路。对球迷们来说，多一场联赛少一场联赛都不要紧，早打完晚打完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打世界杯。对足协来说，只有冲进世界杯才是工作卓有成效，否则什么都是白干。但他们应该比球迷们更了解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冲世界杯的梦做了四十年，如今已经该醒过来看看世界的模样。你很难说搞了几十年足球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但他们认定球是圆的，而且比赛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从备战世界杯和参战的过程来看，中国足协其实没信心冲击这次世界杯，但却有赌一把的心思。一旦成功便是空前的伟绩，为了这个把一切工作差不多都丢到身后了，甚至连甲A重新开战后的主客场地址都没想好，甚至连扩军之后的联赛赛制都没有公布于众，甚至连八运会的足球比赛也放任自流，一切的一切都押在了这支国家队上了。日本和韩国也重视世界杯，但职业联赛照打，虽说一些俱乐部间因为国脚缺阵成绩要受影响，但还是两种比赛两不误。与我们的孤注一掷相比，日本和韩国显示出了长期的职业眼光，而我们为了换得世界杯外围赛出线，什么都可以不管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国家队的长期军营式集训已经有悖人性，国家队球员的压力在这种群集中变得越来越大，绷紧的神经一绷再绷，终于在关键比赛中一触即断。中国足协自己播下的种子这一回轮到自己遭殃。如果能用理智的心态对待这次外围赛，我们遭受的打击不会这么大，或许还真有冲出去的可能。实际上这次外围赛的进程已经表明我们一直有很好机会，把握住其中任何一次，都会实现愿望，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球员的精神正是被中国足协大员的急切心理，被他们的思想工作摧毁了。在九十年代末尾，这些人居然还能导演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宣誓仪式，但其誓词又让人哭笑不得：“不做懦夫！不当逃兵！不吃后悔药！为中国足球血战到底！坚决打败卡沙科！”你真不知道这些决策人怎么生的脑子，居然能想出这种不伦不类的誓词来，前半截如同现代诗后半截又像去刑场，别说年轻人，上点岁数也会给吓傻了。好大喜功的另一面就是经不起失败，经不起大场面。领袖们在这次外围赛中的表现比球员差多了，正是这些人首先失去了信心，正是他们首先从精神上放弃了竞争，所谓思想工作只是他们几十年官场习惯的不由自主，也是这些人推诿责任的手腕。比如说足协领导一百回都讲一种话，每临大赛这个人都像模像样地飞抵国家队营地，讲他永远的箴言：要认清形势，要经得起磨炼，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气，在相信自己的前提下，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做好场上应变，冷静对待裁判的判决。诸如此类，真不如油印成传单每个队员人手一份，比赛中间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看看，马上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些人只要球员置之死地而后生，从来不要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好大喜功者的共同特征。
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你遇着了满口真理的人，就可以认定是一个好大喜功者，这种人永远是最胆怯又最自私的人，功劳永远是他的，罪过永远是别人的，因而能官运亨通直上重霄九。幸亏中国队出局早，否则联赛要推迟到1998年去，天寒地冻真不知有多少人会去球场，真不知又有多少球员意外受伤，真不知对'98赛季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真不知打了两个多月的国脚回到母队还能不能胜任角色，真不知还要花多少冤枉钱听多少大话空话假话。
2．迟疑不决一错再错施拉普纳之后，戚务生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那时的中国足球才刚刚开始职业化，而那种职业化还带着大锅饭的痕迹。足协似乎无暇顾及'98世界杯，那一切还都相当遥远。外籍教练不成功，国内教练又都是败军之将，只有李应发和戚务生两个人似乎具备主教练的资格，还有一个刘国江。戚务生最终能脱颖而出，肯定是由于李应发的目中无人和刘国江的指点江山。戚务生是个很内向嘴很严的人，“5．19”之后大戚从未就那次失败发表过任何言论。当领导的就是喜欢这种老实人，戚务生也有很好的履历，他的当选顺理成章。中国足协根据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搞了几回竞选，都是走走过场，戚务生比徐根宝还要顺理成章地升任国家队主教练。
戚务生用商业比赛树立了个人威望，一时间国内都是赞扬声。当戚务生得了亚运会冠军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聘请外籍教练的事了，仿佛中国足球一夜之间有了革命性飞跃，仿佛中国的土教练不比洋教练差什么，连新闻界也伸出脖子喊叫起自力更生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商业比赛的价值表示了怀疑，但亚运会的第二名只能使他们闭嘴。虽然沙特和科威特都是二流球队，虽然伊朗队还没有1997年这样凶悍，虽然土库曼斯坦用前锋当守门员和中国队打成二比二，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靠一群老臣打了中国4：2，但毕竟'94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头一回得了好成绩。足球比赛历来以胜负论英雄，中国队打得难看，但毕竟比韩国和日本的成绩要好。一些人士对中国队战术打法的批评在如潮的赞扬声中被埋没了，后来的事情告诉人们，戚务生已经很难接受新闻界的批评，他的结论是：我搞了半辈子足球，难道还不如你们记者？别听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输得非常惨，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了戚务生的性格弱点：这是一个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差的人，也是一个不肯及时反省自己的主教练。赢了球他可以喜极而泣，输了球又可以把责任推给球员。
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德国老头施拉普纳，这老头也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失，总是球员有问题。也就是这次奥运会预选赛，戚务生给了中国足球一个中肯的评价：技不如人。遗憾的是这句技不如人他只用在球员身上，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同样技不如人。实事求是讲，中国教练和中国现役球员相比，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更差，远不如球员更接近职业足球。
亚洲杯赛是戚务生执教生涯的最低点，戚务生终于准备辞职，但必须申明的是戚务生的辞职绝不是由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认定凭中国这些球员，贝肯鲍尔来了也不行。出发点不同，辞职的内涵也不同，这也就是后来的戚务生没有信心的真正原因。很明显，即使不以胜负论英雄，仅仅凭主教练对球员丧失信心这一点，戚务生也不该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他已经不可能满怀信心地带领手下的球员迎接更加残酷的世界级比赛了。
如果此时中国足协能果断地中止戚务生的执教，选择一位水平高些，对球队有信心的教练，'98世界杯肯定是另一种样子（是肯定，不是可能）。但此时中国足协面对新闻界的质询居然如同市井无赖般问道：“你们谁敢站起来说能行？”记者当然不行，记者的职业是和脚没关系的工作，他们当然不能站出来说我行。在作家圈子里也有这样的无赖，你夸他可以，批评他，他就会说：“你写写看？”谁都知道这是耍无赖，但又真的一下子没法子回答。其实，9．13首战伊朗之后再换人，中国队仍然有机会调整自己。以中国队员的实力，在亚洲球队中并不真的“技不如人”，我们只是不能把这些球员的能力挖掘出来，一个好的教练无疑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戚务生在这方面低能，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尚停留在“专业队”时期，他对职业球员的理解已经不可能深入，球员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都会影响球队的战斗力。他挂在嘴边的“技不如人”、“传接球技术不行”、“战术素养差”更会打击球员的自信心。而戚务生恰恰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从1994年到1997年秋天的外围赛，提高球员“战术素养”的任务恰恰是国家队应该承担的，将近四年时间，前前后后经历了亚洲杯、亚运会、“登喜路杯”、中韩对抗、赴英集训，球员的战术素养仍不见提高，只能说明我们教练员的战术素养太差。如果时间短促，中国足协为了稳定而不换戚务生情有可原，但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全面了解戚务生的能力，仍旧不换人，不能不是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撤换主教练从根本上说是改变一种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撤掉戚务生并不能改换思维模式，无论是金志扬、迟尚斌、徐根宝，都几乎是在相同的思维模式中指挥作战。中国国家队只能由外籍教练统领才有改换模式的可能，但聘请施拉普纳的失误使足协的“洋务运动”消亡，为了顺应“民心”，为了不去承担“崇洋媚外”的政治责任，足协还是明知道戚务生不行也得行。采取的补救措施是请了英籍顾问，又增派了迟尚斌和金志扬。客观地讲，足协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这种做法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更致命的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主教练的尊严和信心，也动摇了球员对主教练本来就日益减少的信任，中国足球队的失败，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足协决策的失败，有很充分的时间可以使足协修正决策，但足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少有的顽强和始终如一。因此说戚务生要负的责任其实很小，他尽心尽力做了，教练组也同样努力了，只是他们的能力局限才导致了指挥上的不断失误。
1996年3月，面对国人对戚务生的怀疑和不满，王俊生说：“如果因为国奥队失利就罢免主教练，那么以后谁还肯来国家队、国奥队干？”这是一种相当幼稚和牵强的反问。我还从来没听到过哪个国家因为罢免主教练而使教练席出现过真空。西亚炒教练是世界之最，但从未因此缺少国家队主帅。很简单的原因，对于一个教练员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率领一支国家队，试问哪个中国教练不把国家队主教练当成是自己足球生涯的最高目标？有了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并没有影响戚务生上台的渴望，如今没有了戚务生，照样有很多人想当这个主教练，甚至败军之将徐根宝和苏永舜也很想重新证明自己呢。足协常务副主席讲了一番孩子话，不知道他对世界足坛的情况了解多少，但他至少应该知道战绩不佳换人是常规，也是东山再起的唯一希望，但中国足协放弃了这个希望。
同一次讲话，王俊生还说：“这次国奥队失利，责任不完全在于教练，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水平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赢球，就不是实事求是。”俗话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足协一句话就把责任推到了球员身上，还顺便给球迷和新闻界戴上了一顶“不实事求是”的帽子。这未免有点下作了，至少是大帽子底下开了小差。回顾奥运会的几场比赛，明明是教练员指挥失误导致了失败，却偏偏指责球员技不如人，而足协在保护教练员的时候不惜攻击球员，这难免让人不齿了。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足协都难找到如此说法，中国足协又一回证实了它的“特殊国情”。
王俊生接下去又把话拉回来，他说：“这次国奥队的失利，我作为代表团团长，作为中国足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