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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
叫著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
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
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
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
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
“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著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著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
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
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
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著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
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
“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
的注视著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著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
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
“我不知道这里住著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著脚，他用手撑著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刻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著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
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
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
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
“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
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著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
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
“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
“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
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
的岛上来。”
“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著，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
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
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著他的带病的生命，对
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
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
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著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妥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
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著我们，接著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著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
，把窗户大开著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著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
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
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
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著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著
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
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著不方
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
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
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著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
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
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
“麻疯吗？”我直著眼睛张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
“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
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
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
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
“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
“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
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
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
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
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
“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
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
著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
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
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
？”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
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著咖啡，抽著烟的英国太太
嘲笑的望著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著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
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
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
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著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
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著这句话。
“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
，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
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
加里呆呆的望著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
“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匣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
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匣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著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著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
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
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
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
“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
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
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著，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
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
“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
的拉著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
“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
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
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
，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坍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
、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
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俩的名字。
“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
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