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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35％，即从1990年的3， 423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计算）减至1998年的2 223亿美元。当年的军队建制将减至冷战结束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军队总人数将从210万减至140万。许多重要的武器研制项目已经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间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购从29艘舰只减至6艘，943架飞机减至127架，720辆坦克减至八战略导弹从48枚减至18枚。80年代末开始，英国、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在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削减。90年代中期，德国武装部队预计将从37万人减至34万人，也可能减至32万人；法国军队将从1990年的29万人减至1997年的22．5万人。英国军队从1985年的37．71万人减至1993年的27．48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陆成员国也缩短了服兵役期限，并讨论了放弃征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东亚的趋势与俄罗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增加军费和改善军队被列入日程，在这方面中国是样板。在自身经济财富增长和中国扩充军备的刺激下，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军队。日本继续完善其高度先进的军事能力。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队，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购买飞机、坦克和舰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开支在1985至1993年期间大约降低了10％（从 5，396亿美元减至 4， 850亿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而在同一时期，东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50％，从898亿美元增加到1，348亿美元。
第四，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随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生产武器的能力。例如，60年代至80年代，能够生产战斗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增加到8个，生产坦克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直升飞机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战术导弹的国家从无增加到7个。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军火工业的全球化，这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军事优势。（注1。游多非西方社会或拥有核武器（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或许还有北朝鲜），或竭尽全力获得核武器（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可能还有阿尔及利亚），或者使自己达到这样的地位：当它们认为必要时，便能够很快获得核武器（日本）。
最后，这些发展使区域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军事战略和军事权力的主要趋势。区域化为俄罗斯和西方裁减军队和其他国家增加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不再拥有全球军事能力，而是把其战略和兵力集中于防范近邻国家。中国已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和军队，把重点放在了地区兵力投放和保护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上。同样，欧洲国家也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来进行军事调整，以应付西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为击败伊拉克，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其 75％的现役战术飞机、42％的现代化作战坦克、46％的航空母舰、 37％的陆军兵力和46％海军陆战队人员。由于未来将进行大幅度裁军，美国若进行一场针对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区强国的干涉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两场了。全世界军事安全日益不依赖于全球的权力分配和超级大国的行动，而是依赖于世界各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国家的行动。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权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到21世纪ZO年代，即距达到该顶峰IO0年之后，西方将可能控制世界版图的约 24％（顶峰时曾达到49％），世界人口的10％（顶峰时为48％）和社会动员人口的15％－20％，世界经济产值的大约30％（顶峰时可能为70％），制造业产值的25％（顶峰时为 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顶峰时为45％）。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国进行军事干预，从中国榨取经济让步。100年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够行使类似权力的政治家小集团；任何这样的集团将不是由3个西方人组成，而是由世界7个或8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邓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叶利钦、霍梅尼和苏哈托的继承者将对抗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和科尔的继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说来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原书脚注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权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权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权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些态度的抬头是罗纳德·多尔所称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表现。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大都市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经不起排外主义反对运动的鼓动”。（注；到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和文化。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土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