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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涉及到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这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O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东帝汶20万。所有这些冲突实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70年代初，在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基于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统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的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I集团与Bl集团作战，它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它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它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亲缘集团能够为冲突各方提供道义汐胶、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32欢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木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争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希借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宿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控制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间，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过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一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5次种族政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到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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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内部冲突文明间冲突总数│
│伊斯兰 111526 │
│其他 19*524 │
│总数 302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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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反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