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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大致就是如此。 如果我那时不是苏联剧作家的话，这件事我说到这儿也就打住了。可是，我是苏联剧作家，因而马上就理解了这段故事的古怪之处。
当时是 1939 年，是斯大林恐怖的高峰期。全国一片恐惧。任何意识形态 上的错误，都会被说成是敌对行动。在这种时期，谁能向一个写过几部被禁 戏剧的党外作家布尔加科夫订一部庆祝领袖生辰的剧本呢？而且还是给全国 第一剧院——艺术剧院？当时吓得失去理智的艺术部门领导人中，准敢承担 这种责任？当然，不是别人，只能是未来剧本的主人公本人，即《图尔宾一 家的命运》的奇怪的崇拜者。当然，订剧本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第二个问题。我自己就是剧作家，很了解官员们永不消失的恐惧。即使 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比较平安的时代，文化界领导人自己还是尽可能不作任 何决定。难道在那可怕的 1939 年，这些吓得要死的官员竟敢斗胆欣然通过多 次犯错误的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吗？！不可能！说得准确点，也许只有在 一个场合下是可能的，即订货人本人同意这个剧本。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要禁演呢？ 我接着又问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 “剧本是在什么时候讨论的？” 她答：“夏天？？是 7 月份。” “什么时候禁止的？”“8 月份。”“这之间出了什么事？” 她微微一笑，仿佛在猜我的心思。
她说：“米沙同艺术剧院院方谈妥，要到格鲁吉亚去一次？？他一直想 找事件的目击者谈谈，找找那些还记得科巴年轻时代的人。当时，这些人已 所剩无几，全被科巴消灭了？？于是，该剧的艺术指导、导演，我和米沙就 去了？？米沙想找找格鲁吉亚的档案。”“找档案？！” “是啊，他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文献资料。当时他曾请艺术剧院帮助，找找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文献资料，人家告诉他：不存在任何文献资料。他 就决定自己找。我们的旅途非常舒服，乘的是国际包房。正在包房里举办宴 会时，来了一份电报：‘旅行已无必要，请回莫斯科。’到了莫斯科，领导 上对米沙说，斯大林的秘书处读了剧本后说：不能把斯大林化为文学艺术形 象，让他在台上讲一些纯属虚构的话。据说，斯大林本人还说过：‘所有的 年轻人都一样，为什么关于斯大林的青年时代要写一部剧呢？’”
这个解释很奇怪，因为当时出版过大量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作品。不 过，这些作品同布尔加科夫的剧本一样，是在不引用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写的。 作者引用的是官方有关伟大革命家科巴生平的材料？？当然，当然啰！看来， 布尔加科夫的致命错误恰恰在于他想看着档案文献，想跳出官方材料的框 框。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结局必然是剧本的死刑。作者被历史的流弹击中， 布尔加科夫得了病，死了。我回忆起了童年时代，当时我坐在房间里。我父亲正同斯大林时代那个最著名的作家帕夫连科谈话。 那天，帕夫连科同我父亲讨论今后的计划。透过没有关严的门我听到，父亲出于好心问帕夫连科：“您为什么不写一本有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青年时代的书呢？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写过这方面的书。您 在高加索生活过很长时间？？”帕夫连科口气生硬地打断他：“不应该描写还没有升起的太阳。”我起先甚至以为这不是他在说话。 事后父亲对我说：“他的口气非常生硬，简直是粗暴，以前我从来没有听他用这种口气说过话。”
又一个谜：找不到生日
“斯大林（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生于 1879 年 12 月21 日（旧历 12 月 9 日）”。 你可以在世界上许多百科全书上找到他的这个出生日期。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因为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犯罪就同他的生日有关。 不知道是在小学几年级，我们给他写每年例行的生日贺信。在一片鸦雀无声的神圣气氛中，我倾诉了对他的热爱。我同我的同学们一样相信，并且 很动感情地想像着，他是如何看我们的信的。可是，我回家对父亲复述我写 的信时，发现闯了大祸：出了个拼写错。这下子斯大林他老人家就会知道我 书读得不好！这怎么行！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学校里，打碎窗玻璃，钻进老 师的办公室，找到了一大摞作文。谢天谢地，老师还没有批改过。我改掉了 拼写错！多年后，我坐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相复制件。
“1878 年。生于 12 月 6 日，受洗于 17 日，双亲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维 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里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教父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
这么说，他的生日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整整一年零三 天？！我们这么多年庆祝的是假生日？
但这不是失误。这份档案里还有小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哥里教会学校 毕业的证书，也是这么写的：“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此外，还保存着 他本人 1920 年填的表格，他在上面亲笔写着：1878 年！
是的，官方宣布的他的出生日期是虚假的！！但是，何时作的假？出于 什么用意？
对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虚构的出生日期是在官方吹捧斯大林之后立 即出现的。
1922 年 4 月份，列宁使他成了总书记——党首。就在同年 12 月份，斯 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替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改了他的出生年份，改成1879 年。新的出生日期为 12 月 21 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人公就避免自己 填表，由秘书代劳。他们亲手填上虚构的日期。他本人同以往任何情况下一 样，与此无关。虚构的出生日期成了正式的出生日期。出于什么用意？
用 意
我坐在前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此人 在斯大林时代是受信赖的人物，直到 1935 年。那一年，他寿终正寝。确切点 说，及时地寿终正寝，因为在 1935 年之后，斯大林左右的多数人都会被斯大 林消灭掉。我翻阅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想找出点蛛丝马迹。他没有留下任何笔记，也根本没有日记。顺便提一句，凡是为斯大林供过职的人都这样。这是原则。 不论是斯大林、列宁，还是他们的战友，都不写日记。革命者不应当存在任何个人的东西，除了党的事业。这项有利的原则帮助他们把本党的机密带进坟墓。 休息时，我在走廊里散步，有个小老头儿朝我走来。他是一个在档案馆打发空闲时间的退休党员干部。
他没作自我介绍，我也没问他是谁。我有一条经验：要想获得有意思的 信息，就不要显得过于好奇。
“我看得出来，您对托夫斯图哈感兴趣，我见过他，甚至跟他一起工作 过？？他高个子，瘦瘦的，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得肺结核死的，我到政府‘松树’疗养院探望过他，他临死前就住在那儿。他求我用吉他弹他青年时 代的革命歌曲，听着听着就哭了，不想死。斯大林把他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 宫的红墙上，肯定了他的功绩。托夫斯图哈是斯大林的秘书，同时，这也许 同样重要，他实际上领导了党务档案馆。他搜集了列宁的全部文献。后来， 斯大林就是用这些文献消灭了自己的对头。斯大林有一个姓巴扎诺夫的秘书 逃到了国外，他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写托夫斯图哈。但是，对托夫斯图哈最 大的功劳，巴扎诺夫并没有理解。那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了我国的当家人之后。1929 年，准备全民庆祝他的 50 大寿。托夫斯图哈从所有的档案馆里要走了 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说得确切点，是关于斯大林革命前活动的档案。从形式上看，是为了写一部完整的斯大林传记。但是，完整的传记根本就没有出现 过。大山生下了一只小老鼠，结果是一本薄薄的《斯大林传略》，明白了吗？”“那就是说，他搜集过档案？？” “对，为的是永远也不公布。说得确切点，他抹掉了档案。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的主意。大伙儿全都是当差的？？那时候，斯大林是当家的，他想 什么，我们大伙儿就干什么。托夫斯图哈马上就把搜集到的档案转给了当家 的。档案往往就不归还了。对我们这些跟托夫斯图哈一块儿工作的人，解释 得很轻巧：斯大林不喜欢过多地提到自己。所谓的过多，指的是有关他在十 月革命前的活动的档案。传达过斯大林的一段话：‘跟其他革命者相比，我 当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工作。’”
我在翻阅托夫斯图哈档案时，常常想起那个老人说的话。这里有托夫斯 图哈同著名党的史学家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书信往来。1935 年，雅 罗斯拉夫斯基打算写领袖传记。他写信给托夫斯图哈，说想查阅斯大林在十 月革命前生平的资料。他还问托夫斯图哈，对他写一部领袖详细传记的想法如何看？ 托夫斯图哈是这样回信的：“我持怀疑态度？？迄今为止资料少得犹如‘猫的眼泪’？？档案资料贫乏，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老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心里明白，托夫斯图哈的回信代表了谁的意见。并立即修改了任务：写了一部斯大林传？？不引用新的资料。有一个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对高尔基冷淡的原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顽固地不 想写领袖传记。但是，托夫斯图哈档案表明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看来，高尔基本人曾经请托夫斯图哈找一些写斯大林传的材料。托夫斯图哈只好这样答复：“虽然 拖了些时间，我还是把有关斯大林生平的某些材料给您送去，正如我已经事 先说明的那样，材料相当缺乏？？”就这么一件大事，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拖延复信，只能表明一点：不必写传记。于是，高尔基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点：斯大林不愿意提起革命家科巴的生涯。也许，为了同这段生涯一刀两断，连生日都改了。
可是，科巴的生平中究竟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东西？斯大林如此恐惧的究 竟是什么？
前 言
这本书我整整思考了一辈子。 我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思考这本书。 我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我仿佛看到了 1953 年 3 月那遥远的一天，当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 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我国连想一想都会被看作罪恶——斯大林死了？？
我看到了亮得耀眼的 3 月的太阳和无尽头的长队——人们渴望同他告 别。看到了在这群悲痛的人中间有我自己。在这群悲痛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中 间，我是多么的孤独。因为我对他怀着仇恨。
对斯大林态度的这一转折，发生在我上高年级的时候，从丧失理智的崇 拜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在少年时代才会发生，发生在丧失 理智的爱之后。
这一转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关于斯大林的危险的 叙述，关于真实的斯大林。
每次谈话结束时，他都说同一句话：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父亲是个迷恋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对我引述据说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说的一段话：“什么叫幸福？这就是你有权走到中心广场上，放开嗓 子高喊：‘上帝啊，我们的政府多差劲啊！’”父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犹太 家庭。当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君主制垮台时，他是一个年仅 28 岁的律师，春 风得意。他兴高采烈地欢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是他的革命，他的政府。 但是，寥寥数月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布尔什维克掌了权。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能流利地讲英、德、法语的人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呢？ 这很平常，他一向深深地热爱这个伟大而凄苦的俄罗斯。20 年代初，当自由还残存的时候，他编过敖德萨的《暴风雪》杂志，写过几部苏联早期影片的剧本，他的好朋友有当时的名作家——散文家尤里·奥 廖沙和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大导演爱森斯坦？？父亲死后，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封夹在书页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爱森斯坦的信，还有大导演画的几幅不太正经但却出色非凡的画，那是他们年 轻时代淘气作乐留下的痕迹。但是，斯大林摧残思想的时代来到了，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但是，父亲并没有发牢骚，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确切地说是生存着，不显山、不露 水。
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始写剧本，把斯大林最看重的作家之一——彼 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搬上舞
帕夫连科是斯大林亲自亮相的两部著名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的 剧作者。
他写过一部超爱国主义剧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