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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罪，心甘情愿地招供搞破坏活动的各种细节—— 同侨民中的敌对分子、外国大使馆，甚至同法国总统庞加莱有联络。不过， 也出了点小纰漏。例如，“可耻的破坏分子”拉姆津说，他在策划外国武装 干涉时，还成立了未来的政府，提议俄国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担任工贸部长， 他同此人的洽谈很成功。遗憾的是，此人早在拉姆津同他“很成功地洽谈”之前就已死了。
斯大林倒并不忘恩负义。主要的被告拉姆津被判极刑，但改为徒刑。很 快，被全国咒骂的拉姆津获得释放，最后还官复原职，甚至还获得了崇高的 奖赏——斯大林奖金。还有几个“恶毒的破坏分子”也成为受他恩宠的科学 家。但是，他还是努力使流血不致停下。无血就无恐惧。对各经济领域搞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审判马不停蹄。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倒毙，审 判后，枪决。一批食品工业干部被指控造成饥饿，48 人被枪决？？在布蒂尔 监狱的水泥地上蹲了不少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 60—80 人。民间早就把 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斯大林孜孜不倦地指挥这些“相当重要的措施”。1930 年 9 月 13 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应当立即公布在鱼、肉、罐头和蔬菜上搞破坏的人的 所有供词，一周后再报道，这些恶棍已被枪毙，这种人全都该毙了。”这真是神话：他自己策划审判，自己宣布无辜者为罪犯，同时对他们的罪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演得很投入。 于是事故越来越频繁，他的人民委员们敲了警钟。 精通业务的干部全没了。但是，他总有办法：从监狱里把工程师拉到事故现场或没人顶班的车间！晚上再送回监狱。没正经工作可干、闲得难受的 犯人把这看作幸福。
嘱 托
1930 年 7 月在党的十六大上，他的确获得了加冕。 他在报告中很坦诚直率：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策略手腕。在这期间他积蓄了力量，知道“时候一到”，就会消灭旧农村，实行工业化。 “党正确地选择了时机，转入全线进攻。如果我们听了布哈林集团右翼反对派的主张，如果我们放弃了进攻，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发展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并依靠个体农业，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一定会断送我们的 工业，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如果我们听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左倾反对派的主张，在我们尚无任何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取代富农经 济的时候，于 1926—1927 年就发动进攻，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就一定会 失败，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掌声）一味向前冲就会使进攻失败。 国内战争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使社会主义从 各别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转为全线进攻。”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了进攻的秘密意图。
究竟是谁的意图？
我回忆起 70 年代。清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刚开门，就常有一个细脖子 的小老头儿进去，令人奇怪的是他戴着当初沙俄时代夹鼻眼镜。不过，当时 列宁图书馆的读者都认得这副夹鼻眼镜和这张脸。那就是莫洛托夫。
有一次，我同他相识了。那是在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一次首演式上。 演出结束后我就到剧院经理室取大衣，因为我把大衣留在那儿了。在经理室 门口我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人在踱步。这就是莫洛托夫。我进了经理室。经理问我：“看见莫洛托夫了吗？他把大衣脱在我这儿了。只好请小老头儿等一会。我们今天有贵宾——本区的党委书记。让书记 先取大衣吧，不然多难堪啊！”难堪的是，莫洛托夫是在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出党的。现在，当初那个战后欧洲命运决策人却要让一个区委书记先穿大衣。这真是“人世 荣辱如浮云”！我拿起了莫洛托夫的大衣和套鞋，还有他的女伴的衣服，到门外交给他。他是跟一位老年妇女一同来的。他的妻子已去世，看来，这是女管家。我们 就这样相识了。他住在格拉诺夫街，离剧院很近，所以他才那么珍惜这个剧院，怕给经理带来不愉快。 我提议送送他。那是个安静的冬夜。我很傻，性子急，立即就谈起了斯大林。我感觉得到，他马上就紧张起来。我先提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夏天也穿皮靴？有好几种奇怪的说法。” 他答得很有礼貌：“请讲讲，哪怕只讲一种。” 我说：“军便服和军靴是暗示要为世界革命而战。列宁也穿那种军便服。” 他笑了笑表示怀疑：“很有诗意。不过，斯大林只在少年时代写过诗。至于世界革命，的确，我们当初并没有忘记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但是， 同嚷嚷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不一样，我们是干世界革命。而且，我们干 成了，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嚷嚷工业化， 但实现了工业化。同样，他们讲集体化，而斯大林把农民引到了集体农庄？？ 虽然起先，他似乎曾保护过富农。顺便说一句，列宁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 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并不响亮的嗓音和带有嘲讽意味的“似乎”。 这时，我这个笨蛋打断了他的话：“他‘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稳住‘聋哑人’？” 我记得，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干巴巴地问：“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列宁遗嘱》。是这样的，听说好像有过一份内容更全的遗 嘱？？”
“根本不存在内容更全的列宁遗嘱，”他的语调依然平淡沉稳。后来， 我读过诗人丘耶夫关于他同莫洛托夫多次长谈的书。我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细 节：丘耶夫问莫洛托夫：“是否存在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秘密协议？”协议的起草人莫洛托夫答：“不存在任何协议。” 我想，他当时用的也是那种冷冰冰的语调。那天，一直到家他都没吭声。后来，我给他去过电话，但却始终未能说要再次见面。也许，我触犯了某种 禁忌。
我们还是“很有诗意”地假设有这份遗嘱。当时，斯大林在列宁办公室 弄到了这份遗嘱，心里的感受就如同找到了藏宝图一样。无怪乎加米涅夫如 此评价列宁：不论我同列宁争论多少次，列宁都是对的。他们大家都相信， 指南针在列宁手里。如果伊里奇在遗嘱里吩咐“长久地、认真地”实行新经 济政策，那么，当时缺乏领导经验的科巴肯定会满腔热情地带领全国沿着这 条路走到头。但是，伊里奇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只 不过是用来送宇宙飞船上天的火箭而已，随后应当消失。也许，斯大林在十六大上以自己的话转述了列宁遗嘱里的经济计划？ 计划的主旨是：用革命方法在十年内走完百年的路。为此需要工业化和
集体农庄。还要建立一个不在反对派身上浪费时间的、严格执行领袖计划的、富有行动能力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彻底驯服被革命唤起的整个国家，建 立一个统一的、温顺的社会。然后就可以转而实现伟大的梦想了。他把“右派”领袖们留在中央，但把托姆斯基逐出了政治局。政治局最终成为领袖手中的驯服工具。对了，那儿还留下一个认了错的，常喝得醉醺 醺的可怜的李可夫。党内把伏特加称作“李可夫酒”。领袖要他不断忏悔。
影 子
党代会后，秋天，他同往年一样，前往南方。同往常一样，把“家业” 留给莫洛托夫。
在党的上层干部聊天时，现在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民间和党内越来越经常地尊称他为“当家的”。 莫洛托夫成了国内的第二号人物，成了“当家的”的影子。“当家的”记得：莫洛托夫当初最先尊重那个在彼得格勒冒出来的没有多大名气的麻脸格鲁吉亚人，毫无怨言地把《真理报》让给了他。 当科巴被任命为中央书记时，莫洛托夫已经是那儿的责任书记了，手里掌握着中央机关，但他又毫无怨言地把中央机关交给斯大林支配。 聪明过人的托洛茨基认为莫洛托夫是笨伯。布哈林向加米涅夫抱怨：“笨伯莫洛托夫竟然教我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把他称作‘石头屁股’。” “列宁叫您‘石头屁股’，是真的吗？”丘耶夫曾问莫洛托夫。 “他们还不知道列宁把其他人叫做什么呢，”莫洛托夫笑答。 不，他不是笨伯“这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不出色但却非常能干的官僚？？殷勤、好心，”前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是这样评价他的。 对，莫洛托夫就是一个好官僚，一架极有工作效率的机器，立即就能完成“当家的”下达的一切吩咐。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早已不是金发碧眼、称 心如意的情人，而是年华老大的妻子了。才华横溢者的时代已过，现在是搞“家业”的时候了。 同鞋匠卡冈诺维奇、钳工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搜罗到政治局里的其他无产者一比，戴旧式夹鼻眼镜、彬彬有礼的“石头屁股”，就是真正的知识分 子了。已经到来的时代是“绝对服从”的时代。
“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莫洛托夫下达任务：
1930 年 10 月 22 日，索契：“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 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 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 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他在迅速地调动重要棋子，整顿“家业”。1930 年底，他把李可夫赶出 了政治局。“当家的”让莫洛托夫成了政府首脑。“当家的”——现在这是他的正式名称。 卡冈诺维奇致奥尔忠尼启则，1932 年 6 月 12 日：“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 这样。”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当家的”领导一切。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当家的”，虽说苏联历史上白纸黑字地写道： “1917 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这就是柏拉图所写的民主的结局，这是革命的结局。
“当家的”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歼灭右派时对顺从的与会者说了几句俏 皮话，全场居然欢声雷动：“我们这儿某些地方出了些困难，小小的困难，他们就惊慌失措了，担心出乱子。某些地方，有几只蟑螂还没爬出洞，弄出点响声，他们就吓得往 后躲，惊恐万状，大喊救命，说是苏维埃政权要完蛋了。”（全场大笑） 他们哈哈大笑，他却知道，要发生“右派”警告过的灾荒了。
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 作了准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 繁重劳动、吃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 绍所里毫无怨言、俯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 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 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 喀琅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 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 1929 年起实行 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 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 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 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 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 抓起来？？’”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 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 万的饥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 饿得脚步蹒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 像幽灵。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 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 岁，他 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富农父亲，于 1932 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 岁月，根据“当家的”下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 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