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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到
过的现象？ 。”这一段文字最妙的是“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和洗油烟机的
水电工”。真是神来之笔，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其实龙应台是洋水喝多了，
她不晓得论时计工资是美国人搞法，而水电工也不兼洗油烟机。自己编情节
捧自己是“社会启蒙大师”，大有“我龙应台不出，奈苍生何”！只可惜她写
小说编情节的功力还不够，“穿梆”之后，突然教人觉得肉麻复可笑！
写文章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文章好，这是无可厚非的“自慰”！不过。
还是那句话，如果过分，那就牵涉到人格的问题了！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台湾，丑化我们中国人，
（据说她有一本外国护照，就如同昨天本报副刊余怀麟先生所说，她虽然是
黑头发、黄皮肤、塌鼻子，不见得就是中国人！）以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
的社会，而且鼓煽大学生“闹事”，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我们一千九百万台
湾同胞能继续过好日子，这种人写这种文章，如果说还有人捧着当圣经读，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非？事实上，龙应台忽略了这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一
个有是非、有正义、有真理的社会，就凭着这一点，我们能昂首阔步地向前
迈进；否则，要是像龙应台说的那样，恐怕我们早就跳海了，也就没有目前
这样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让龙应台在这里乱开黄腔了！
我们要警告龙应合，不要自不量力想要在台湾复兴基地“传递这把火”，
绝大多数善良沉默的大众，都愿意过安定和乐的日子，不愿意有人来破坏，
过去曾经有不少比龙应台“功夫深”的人，也曾经想搞点“野火”，想要烧
掉台湾安定的社会。最后都遭受社会大众的唾弃了，又都尝到了苦头！前事
之鉴，是不能漠视的！
据说龙应台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台湾读的，到国外接受更高的教育之
后，回到台湾，应该回报社会，这是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如今反其道而行，
用尖酸刻薄，极富煽动的文字，想要挑起社会大众的激情，不是一个有良知
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除非她是别有用心！我们相信她还不致于！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青年日报》
谁来点燃野火
— —从阿多诺的省思到龙应台的野火张旺台我是一个想做平民知识分
子的人，然而，在这一篇文章个用了一些菁英知识人的理论内容，这样取用
多了违背了一些我个人的原则，也使读者初看时觉得生硬。
不过，请大家（特别是读过龙应台《野火集》的读者）耐心点，因为，
阿多诺的思想和龙应台的野火好像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阿多诺其人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1903 乐理论家。著名
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当代知识界已承认或已肯定了，他是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知识界的主要启蒙者。
阿多诺大学时在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y 接受音乐与哲学的
双科教育。
二十八岁时，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三十一岁，因为犹太人受到纳
粹的压迫，因而离开德国。
而后讲授哲学于英国牛津大学（一九三五——一九三八），教音乐于美
国普林斯顿（一九三八——一九四一），教社会哲学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一九四一——一九四八）。最后，他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执教，直到逝世。
阿多诺前半生的研究较着重在美学方面，这多半与他个人对音乐的深
厚素养有关系，他同时代的杰出思想家如布莱希特、卢卡契、班杰明均各擅
胜场，在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论战”里，互不相让，各显
神通。在艺术哲学方面， 阿多诺曾写“ 新音乐之哲学”
（DiePhilosophiedernevenMusik1949 乐理论研究的重要经典之作。
一九五六年，阿多诺回到法兰克福。此时，他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儒，
在优渥的学园里，得以专心从事立言的研究工作。与他同时代的班杰明早逝。
布莱希特组成“柏林剧团”，在东德专事戏剧工作，亦于该年辞世。卢卡契
则投入匈牙利的抗苏（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言论受到苏共官方文化打手
猛烈攻击，并被开除党籍，流亡出国。所以，到了冷战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初期，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诸人中只剩下阿多
诺有条件清静地为德语系统的文艺思想做继续的反省工作。
五十年代在战后的欧美，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成为阿多诺后期思考的主要对象。
基本上，大众文化并不是早期放任自由时代资本主义的产品。它是今
日极度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糅合了集体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法西斯
主义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本质是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然而，它的表象却
正好相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是说借着个人满足与自由表象来完
成集体控制的事实。这一切，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阿多诺看得清清楚楚了。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出现，始于
二十世纪初期，在德、日、意等国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有意证的操纵媒体（电
影、报纸、收音机、机关刊物）。在英、美、法等国是随着经过自由竞争而
出现的言论托辣斯集团，依自己公司利益在操纵媒体（看过电影《大国民》
吧？报团、无线电公司、通讯社）。这个现象，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更形发
达，形成了空前未有之庞大的普及文化——从文明人类生活一切可能接触到
的细节着手。普及文化的出现，建立在二个实际的物质基础上：12 在“文
化工业的再省思”（CulturelndustryReconsidered）一文中，阿多诺认为：
古典的上流社会文化，向往一个日常生活之上的更美好世界，可以靠个人修
养去实现的。
但放任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心自由”，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则受操
纵性的普及文化所侵蚀。在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次级思想家霍克海默眼
中，冷战时代的东西两大集团，同样是极权性的，要不为制度所舌噬，唯有
靠自己。在极权社会里，普及文化及现代媒介，不论是流行音乐、小说或电
影，功能是操纵群众。阿多诺称之为“文化工业”，因为普及文化一词仍假
设文化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其实先进科技社会，文化工业是由上而下的操纵
群众意识。先进科技社会如一极权整体，能控制每一范畴，由文化至经济皆
不放过。
在另一本他与霍克海默的作品“ 文化工业： 启蒙就是瞒众”
（TheCulturelndustry：EnlightenmentasMassDeception）中，阿多诺认为：
文化工业制造的是假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及商品看似是可供自由选
择，但其实每样文化商品都是预先估计好了市场的反应，故此是基于“划一”
原则：个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譬如说流行音乐，每多少首歌，必有几首高踞
流行榜，音乐消费者以为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民主结果，其实是音乐工业推
销商品的划一伎俩。
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个人被不可抗拒的商品集体主义所淹没（在
台湾党内、党外亦不必礼让，一起抱住跳进去）。因之，阿多诺的文化观，
被逼迫到最后的一条战线，就是“个人”。除非以个人的力量在自省里发出
道德的声音，才能够在“大众文化”中，创立一个“异质文化”或“小众文
化”。而“异质文化”、“小众文化”在阿多诺眼中，才算是真正表现人类创
造力的文化。当然，这种看法和菁英取向有些不谋而合了。
阿多诺不以全面的阶级出发考虑社会改革，而求诸个人自省的看法，
似乎是悲观的，而且被不少人评为失败主义路线。然而，从实际的现代社会
去看，特别是资本先进国家的现实，全面性的阶级斗争似乎暂无可能。所以，
发展个人最前卫的创造力，至少是与大众文化做抗衡的一种方式。且依历史
经验，对体制反抗，个人的开始常为充分且必要的。
不过，阿多诺的晚年，对他上述“大众文化／个人”的观念有所修正。
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单一地去看“大众文化”（其实，所有娴熟于辩证史观的
人，都应有这样子的本事）。他看出来了，“大众文化”是有双重性的，也就
是说，“大众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其矛盾的转化和整合（若无矛
盾，即无辩证，即无发展进化之可能）。阿多诺指出基于意识的双重性，或
许文化工业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纵人类意识。当群众参予普及文化活动时，
虽为寻求娱乐，但我们不应单面地用道德禁欲主义眼光谴责这种行为，群众
的心理，可以是同时向文化工业妥协，同时又作出抗拒。文化工业生产出来
的逃避主义普及文化，未尝不是同时生产出它的反面：群众对更美好世界的
乌托邦梦想及要求。
之外，人类对快乐的要求是不受历史所固定的，当文化工业不断向人
类的快乐原则创造商品的同时，人类是否永远会快乐就非文化工业能力所及
了。再者，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双重性的，其中有建设性
的一面，也有颠覆性的一面，这两面的矛盾，将成为今后文化工业的最主要
生产与再生产的前提了。
龙应台的野火《野火集》这本书好厉害，真像野火烧在台湾民间的心
灵草丛里。《野火集》不是党外的资源，也不是国民党的资源。它是台湾社
会结构里整体的新资源，所以，它又可以说是党外的，又可以说是国民党的，
更传神地说它是“超党”的。
其实，如果我们若真正站在这块土地里，要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应该
重视所谓“超党的力量”。这个“超党的力量”，固然与十年前“以党挂帅”、
以“政治地盘重新分配”的党内外对立的民主运动有关。可是，由于历史前
进的脚步，以“党内／党外”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独立／统一”来
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左派／右派”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现代／
乡土”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里。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
《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
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
然而，《野火集》却又生存于一个如阿多诺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时代。
它出来如野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
住了这股火势，这个消防罩主要不是来自于保安单位、情治单位、文工单位。
它是来自一个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例子，要举很
多，比如说，当年反主流音乐的“披头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众面前，
轰动了西方世界，结果，电视、电影、报纸上下交征，使“披头四”的命运：
以个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终。《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陆续出现在
时报副刊过程到最后集结成册，到成为全国第一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
合理、而又可喜中带无奈的过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然而，
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
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
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
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
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
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What（又
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
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
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
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
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
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
《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
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
头，它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