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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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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
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
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
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
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
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
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
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
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
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
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
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
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
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
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
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
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
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
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
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难局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
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
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
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
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
‘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
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
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苏老
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
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
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
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
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
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梭
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
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
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
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梭罗并没有尽兴;
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
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
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
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
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
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
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
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
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
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
的犯人?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
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
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
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
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
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
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
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
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
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
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
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
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
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
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
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
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
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
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
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
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
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
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
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
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
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
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
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
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
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
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
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
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
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
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
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
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
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
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
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
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
“人间”)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
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
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
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
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
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
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
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
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
在保护谁?”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
国去!”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
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
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
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
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
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
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
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
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
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
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
得办事小姐有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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