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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
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
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
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
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
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
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
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
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
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深深地吸进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大声说：“牛！牛！牛！精英啊！精英！”
白岩松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应该先开个窗口，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
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利索地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赵台（赵化勇台长）。”
过了一会儿，李挺主任回来了，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他说：“赵台说了，既然已经回去了，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一会儿就让小白连线报道。你们跟小水他们说，注意安全，台里的意思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
等他们俩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后面这个隐含的“撤”令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计谋得逞了，台里给开窗口了，我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了！
据说，李主任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在电视屏幕上飞了一行字幕：“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三位记者已经返回巴格达！”成千上万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字幕，锁定了CCTV。一个小时之后，白岩松开始与我电话连线，连线的时候屏幕上也飞出了字幕：“水均益已于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抵达巴格达。”
那时，杨小勇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卫星线路，还不能做视频连线，在电话连线中，白岩松首先就问，我们这一路是怎么到巴格达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事先沟通过的，我觉得首先要给全国观众，也给关心我们的台领导交待一下，我们怎么回来的，相当于一个安民告示。
我在电话里，给全国的观众描述了巴格达现在的景象，包括我们一路进来时看到的情况。白岩松问我们现在安全状况如何，我说绝对安全，没问题。我还咬紧了之前那个说法：我们是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找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通过特殊渠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巴格达的。
连线结束后，罗明副台长在赵化勇台长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首先向我们表示慰问，说：“你们回到伊拉克，为我们中央电视台争了光，工作没问题，但一定要保证安全。台里的意见还是尽快想办法撤出，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你们现在既然回去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什么……”
罗台又专门问了我一次，这趟“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着一种“谎话说百遍就成了真理”的韧劲，坚持用“特殊关系论”应对到底。
罗台的电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电话后，我百感交集，既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激。我觉得自己这趟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了央视的胸怀和风格，看到了台领导对记者理想的支持和爱护，他们在背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仍能支持我们前方记者为了新闻去铤而走险，甚至偶尔越界的行为。我的谎话当然不高明，我想以他们的智慧和阅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心里的艰难，所以选择不去拆穿，陪我圆这个谎，帮我开了窗口做报道，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理想搭建了一个实现的平台。
那天晚上，尽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尽管天空中随时可能飞来导弹，我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这里，新闻发生的核心地带，才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新闻人所应该站立的地方，那一刻在夜色中巍然挺立的巴格达，是我梦魂燃烧的应许之地。
之前从伊拉克撤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悔恨，总觉得头顶上有朵沉甸甸的乌云。而从重新进入巴格达的那一刻起，深深感到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弥足珍贵，我、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亢奋之中，脚一直在跑动，摄像机一直在运转，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采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乎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光靠一瓶接一瓶的矿泉水喝饱。
冀惠彦疯了一样地在不停拍摄。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酣畅，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样的情境中，他的机器是关不掉、停不了的。层出不穷的新闻画面，是一种强大冲击，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是一种职业渴求。
为了稳住北京方面，我跟罗明副台长强调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但如果现在撤出去，那就真的是送死了。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全都是危险区域，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
我说得神乎其神，也有一半是实话，话说出去，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采访、报道、拍摄，只要做着这些，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
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真实得令人恍惚。浓烟滚滚，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天空是黄的，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满目凋敝，满目疮痍。那些熟悉的街道，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空空荡荡，偶尔有个驼背老人，颤巍巍地走过……
没过多久，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大批媒体撤出后，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记得以前，各家电视媒体之间，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可现在，许多帐篷都不见了，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我当时就乐了：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
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
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
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
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
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
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
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
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