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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5点钟左右，房间外突然一阵骚动，新闻局长跑来通知，总统马上就到。我赶紧开始准备，掏出随身带的小粉扑，为被汗水弄花的脸补补妆，又对着玻璃窗梳理了一下头发，便正襟危坐等候。
不一会儿，普京一如既往甩着一只胳膊，“哐哐哐”地走进来。这是普京走路的标志性姿势：只有一个肩膀在晃，另外一个肩膀是不动的，感觉一个肩膀是以另一个肩膀为轴心在动。我猜测，他或是因为小时候练柔道受过伤，或是做克格勃受过特殊训练，总之与众不同。
这么多年采访他，每次都在聊国家大事，从来没有机会涉及到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每次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姿势，疑问便会浮现在我心头。他特别的走路姿势，脸上冷峻的表情，加上那对蓝中泛绿的“狼眼”，令人感觉他深不可测，琢磨不透，以及毋庸置疑的强悍。
尽管普京开了一天的会，处理了很多紧急事务，但他状态还不错，进来就跟我们说：“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我今天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
以前要是听到这句话，我绝对是心花怒放，恨不得拿出100个问题来问。但那天可真没心情，心想，可别多问了，我来不及赶飞机了。
那天的采访全是按计划进行，我事先跟新华社记者和那位小记者商量好，让他们在前面赶紧提问，接下来我就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节奏。
普京那天很配合，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他全部都回答了。我提出的5个问题是新闻官临时圈定的，普京事先并不知道，当我问到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三起特大恐怖袭击时，普京的眼睛里甚至进出了泪花，他说俄罗斯的百姓受苦了，感谢中国朋友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同他们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那动情的一幕相当感人。
等我们跟普京握手告别，已经快到6点钟了。普京前脚刚出门，我们后脚就像疯了一样，赶快张罗收拾设备。把摄像机的机器卸下来，把三脚架捆起来，这都很容易。但是我们带着的一套组合灯，已经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要等十几分钟再去卸灯泡，那时候已来不及了。
幸亏摄像有经验，戴了一双白线手套，去拧那个灯泡，只听“嗞”的一声，一股黑烟冒起来，整个手套就烤焦了，幸好没有烫到手。我们也不要灯泡了，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东西都归拢。
我们非常狼狈地扛着那些器材，争分夺秒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内心被焦虑啃噬，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瞬间飞到机场。
我隐约想起，以前也经历过这种近乎绝望的场景：事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能力，却必须完成。就像快要溺水的人，想要努力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介乎于希望和绝望的临界点。人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事实证明，只要咬咬牙，这件事也就挺过去了。
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我、冀惠彦、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艰难前行。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其他三人肩扛手拽，恨不得拿牙叼着，一趟一趟搬运。累得差点断气，终于赶上了飞机。
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似乎又将我送回到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手里还要拎两个包，简直要崩溃了，根本拿不动。
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走到车前，两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使馆的人过来时，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令人欣慰的是，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闪着警灯，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参赞悄悄问我：“身上带钱没有？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他会卖力的。”我问给多少，参赞说：“大方点吧。”
我想都没想，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全部攥在手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说：“同志，谢谢！”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连比带划，指了指表，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那个警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OK！OK！”跟参赞匆匆告别后，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
绕了几个弯，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果然堵得水泄不通，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接着，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把灯一闪，扩音器一开，就开始喊。我听不懂，但能明白那种气势，肯定是说：前面的车让道！前面的车让道！
有人说，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更有肆意执法的警察，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
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谁怕谁，就是不让。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那个紧急通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给你留条缝。我眼看那个警察，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他直接把轮一打，打向左侧，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车轮毂摩擦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
我们6点15左右从红场出发，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奇迹般的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而俄罗斯的海关，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很爽快地盖了章。我们满身大汗，满怀侥幸，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我当时坐在飞机上，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普京总统真好！
后来，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无论观察多少次，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始终不曾改变，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
我如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会面，庆幸终于没有酿成“外交事故”。采访完毕，安南愉快地为《高端访问》栏目题词。
首先，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当了总统之后，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但当我问起他，关于他的野心时，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俄罗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