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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中曾根首相为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而提议设立，后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设立的，是一个半官方的、带有民间色彩的联合委员会。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来出谋划策。中日双方约定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当东道主，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促进中日友好，加强中日两国在民间领域和非政府层面的交往。
据我了解，双方委员会分别挂靠在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两个外交机构的部门负责。而委员本身却都是非官方人士，比如说前外交官、前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代表等等，涵盖老中青的年龄层，有一定广泛的代表性。按唐国委介绍，我们这些委员可以给两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甚至可以要求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一些政策做出修订。所以，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以民间方式存在，却又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组织平台。
第一次唐国委召集我们中方委员开会时，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前驻日本大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方委员会秘书长陈健，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中方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泰平，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刘江永，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薛伟，我在里面属于年轻的小字辈。
听唐国委跟我们做了一番陈述之后，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加入这个组织也挺好，毕竟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个人有一些想法，有时候通过媒体报道未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多一个言论渠道，挺好的。另外，我也有个人小算盘，我想，既然我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那我以后提出采访日本首相或是重要官员的话，应该会便利很多，至少不会要查我老底、要我写检查吧。于是我欣然加入。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委员会级别相当高，比如说，我们第五届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幕前，双方委员都被召进中南海，在紫光阁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还集体合影。第一次会议时，温总理和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都发来了贺信，会议上涉及的问题，感觉也都是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委员会肃然起敬，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当时，中日关系从小泉纯一郎的冰点时代走出来之后，又经过了安倍、福田、麻生等一系列的动荡，似乎需要尽快进入正轨，稳定发展。而且，中间也有过一些波澜，比如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扣，船长被抓，日本首相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以，我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还颇受关注。
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日方首席委员西室泰三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进入分组讨论后，唐国委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从媒体人、新闻报道的角度，谈一谈未来怎么样搞好中日关系。
唐国委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员都说：“国委，他应该叫小水。”唐国委却说：“老水、水大记者，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眼睛、耳目，通过他的嘴，他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在媒体报道上更为便捷。”
话语中显然在高抬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当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中日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媒体、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觉是，中日双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与1998年我写《日本，听我对你说》时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担忧。
日方的十名委员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国谷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还有一个宇航员，跟着美国的航天飞机去过太空，叫作毛利卫，名字跟我们的杨利伟还有点像。
会议开幕当天，双方委员各自发言。日方有一位长谷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历史、人类演化的专家。她在发言时，一下子就把时间跨度扯到了80万年前，讲人类的祖先是怎么回事，经过一代代迁徙，到了十几万年前，内容特别虚幻，似乎跟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紧接着发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员毛利卫，这哥们儿又结合他上天的经历，开始从宇宙谈起了，宇宙有多么广袤浩大，有银河系，有太阳系等等，随即谈到了人类环境有多么珍贵，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没在说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事情。
听了几位日方委员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感受，日方的委员们在尽量回避中日关系中，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历史问题避开不谈，哪怕谈谈如何搞好民间交流，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游客签证限制等一些实在的问题也好啊。但是，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不谈时事，不谈问题，谈天谈地谈人类。
倒是我们中方几个委员，发言还算切中要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江永，是我做节目时经常采访的嘉宾，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他就慷慨陈词，说中日之间这些年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这些节点，然后又有中日渔船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开始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说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将中日关系扳回正轨。其他的委员，也纷纷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
并非中方的委员比日方委员要高明，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中方更积极一些，真诚一些，不像日方那么闪烁其词。小提琴家薛伟讲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听众的互动，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作家铁凝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奶奶说过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动人，但是日方好像没有同样热情地回应，让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会议总的来讲，气氛还是不错的。会议的闭幕式是在扬州举行的，那时正好是三月份，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闭幕式后，作为东道主，晚上中方在扬州国宾馆的宴会厅里请日方委员吃饭，宴会期间还专门安排中方委员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倾诉中日之间的友谊，薛伟还专门请了他的搭档一起，做了现场的表演。当时大家的感受，用唐国委的话说，有些“动人心弦”。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么一种“动人心弦”的气氛中结束了，双方相约明年再聚。然而从那之后，风云突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鸠山由纪夫的政策从所谓的向亚洲看，“重返亚洲”，演变成向美国看，重新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提出了一系列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发展到，中日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僵持，日方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发表激烈言论，两国关系全面后退，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时代还糟糕。特别是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我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并不是因为我们疏忽懒惰不作为，而是现实的大环境造成的无奈。据我所知，唐家璇和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都希望在两国关系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实现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双方会面。但残酷的现实让双方都有所顾虑。钓鱼岛都被“国有化”了，我们还谈什么“中日友好”？谁也不愿被当成卖国贼啊！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并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做个正常的邻居。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不必总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也不用动辄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国与国的关系绝非喊点口号，或是签一个联合公报就能保证友好的。中日两国的核心，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从邦交正常化历经40年后，我们面前一个凄凉的现实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出发点，中国没变，日本却变了。
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发展。主导日本的主流社会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战后。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人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安排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这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另一套理解，他们认为，日本当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日本当时并非战败，而是看到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为了避免民族生灵涂炭做出的明智抉择。
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有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冒出这么多对于历史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言论，即我们所说的极右势力？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类言论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经历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排除困难，压制了这种右翼思想。然后中日两国开始经贸往来，日本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贸易机会，看着中国一步步发展起来，日本便出现了以恩人自居的态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由所谓日元贷款奠定的，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日本。反过来他们还会指责说，你们中国现在长大个儿了，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刁难日本，这是忘恩负义。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这些年，日本自身却出现了经济低潮，于是当它发现它处于下风时，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中国是它最大的威胁。”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延续着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所缔造的，那种中日友好关系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他们内心会觉得，中日友好是几代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一种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视。简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你日本曾经侵略了我们，但是我们原谅了你，和你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纠缠，但是我们会严守底线。在你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对日本却又很反感。虽然，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变了，但我感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在骨子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依然仿佛还停留在甲午战争的时代，认为中国比它矮半头，中国人好欺负，加上他们现在又有美国的保护，于是有恃无恐，钓鱼岛就是明显的例证。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全面升级。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也是铺天盖地。
其实，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只不过，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几十年里，由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并不显现。即便是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主要纠结的还是围绕着那场战争和台湾问题。比如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小动作。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虽然我们和广大的亚非拉“穷哥们儿”广交朋友，但我们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锁、制裁和抵制。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阵”，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2007年，我和《高端访问》节目制片、摄像牟晓松在日本街头采访。我们是多年搭档，外出采访时，总会这样合作。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