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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诸多让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档案都显示，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估算是4亿美元左右），换来了日本对新中国（包括台湾）公开的承认，和对当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的反省。除此之外，还有在那样一个十年浩劫末期弥足珍贵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后来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元无息贷款”。而在这当中，唯独将只有6。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留给了后代。
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那就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尽管如此，中日双方还是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即：中日双方谁也不要改变钓鱼岛的当时现状，不派人上岛，不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等等，诸如此类。
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很多年里，那片水域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双方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那个“君子协定”。直到日本人率先打破了那里的平静：登岛、建灯塔、划出所谓“12海里”线；之后又发生了撞船和抓扣中国渔民的事件；再往后就是由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双簧”般上演的非法购岛闹剧。
至今，可能仍有不少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和专家困惑：以中日关系40年的基础和积淀，以两国庞大的经贸往来和相互依存，以山口百惠、真由美、高仓健、铁臂阿童木和数不清的“日本制造”（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中日合资，甚至是“中国制造”）所构造起的两国“亲近感”，两国关系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岛而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做出了诸多让步。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诸多实质性问题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这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了后患。钓鱼岛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当年和邦交正常化相比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成了中日地缘政治和各自内政中超级敏感的大问题。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对我讲了一个令他十分担忧的情况。他说，他最近访问了日本北海道的一所大学。几年前，那所学校里报名要求学习中文的学生接近三分之二，而他这次去却发现，这所大学里报名学习中文的学生，全校只有两三个！这印证了中日两国媒体这一阶段在各自民调中得出的结论——两国的“国民感情”已低于历史最低水平。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全面爆发，也反映出中日关系有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钓鱼岛的争端完全是日方挑起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有历史遗留造成的必然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当然，更有日本的“阴谋”。
“阴谋”一，树中国为威胁和敌人，以钓鱼岛牵制中国，借此顺理成章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目的。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新生代的奋斗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名副其实的大国。虽然这个理想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市场，但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主流国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而在亚洲，真正能够阻止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国家似乎也只有中国和韩国。
韩国基本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日韩同在美国的绝对掌控之下，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大船上的两个小伙计。日本相信，关键时刻韩国的公关工作是可以由美国来做的。于是，能够阻碍日本朝着“正常化”国家迈进的就只有中国了。
安倍不惜冒险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翻脸，其实是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就是说，一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寸土不让，针锋相对，保持僵持，而另一方面，拿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出的强硬和一系列举动说事儿，突出自身面临的所谓“中国动武”的威胁，紧锣密鼓地修改和平宪法，修改防卫大纲，升级自卫队以及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事实上，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日之间虽互不相让，但日本方面却在上述领域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的铺垫和准备。人们发现，“安倍们”离他们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阴谋”二，将钓鱼岛争端纳入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布局中，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牢牢地将日本的安保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钓鱼岛争端恰恰发生于美国全面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日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日美安保条约》只是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一个承诺，但是安倍认为，在美国“再平衡”的总布局下，日本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和堡垒，钓鱼岛一旦“有事”，美国定会出手。
一年多来，安倍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几乎所有尖端武器悉数搬到了自己家里，并且还诱使美国各级高官或明或暗表达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站队——日本有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有了这个“免死牌”，或战或和，日本都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掌握主动。
当然，日本所有这些算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会、也不敢因为钓鱼岛对日开战。
在央视新闻频道里目前有两档评论性的栏目，一个是白岩松的《新闻1＋1》，另一个是我的《环球视线》，基本分工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环球视线》采用演播室访谈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对每日的国际热点进行点评，解疑释惑。自然，一年多来，钓鱼岛成了《环球视线》经常的话题选择。
我们演播室有一位摄像，平时大大咧咧、例行公事式地完成着他的分内工作，对主持人、嘉宾在演播室聊的话题多半没什么兴趣，所谓“职业性麻木”吧。但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后，刚开始那段时间，这哥儿们每天在播出前总会问我：“水哥儿们，今儿谈什么？谈日本不？”得到肯定答复后，在之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中，他会聚精会神地听我们怎么谈，谈些什么，直播结束后还会不满足地问上一句：“打不打啊？”
渐渐地，他也干脆不再问什么了。直到最近，我和嘉宾在演播室里谈得火热，而我从余光里居然看见这位老兄打起了盹。也许我们让这位央视同事失望了，不过说实在的，中日到底会不会因为钓鱼岛开战，恐怕谁也不敢妄下定论。
争端爆发后，虽然人们看到中国政府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划定领海基线、实行定期海上空中巡航执法等等，日本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甚至威胁还要将中国的飞机打下来，截至目前，双方基本上控制着态势，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战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据我所知，双方军事层面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预案。中方甚至按照冲突级别预制了几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日方公务人员强行登岛、修建机场等如何应对；双方船只飞机发生碰撞摩擦如何应对；日本自卫队进驻钓鱼岛如何应对；发生局部冲突如何应对；爆发大规模战事如何应对；美国介入如何应对等等。从中国的角度看，出发点更多似乎是在如何“应对”。
言外之意，中国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措施。但如果日本先发制人，采取突然袭击，中方可能迫不得已出手。
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军事专家普遍的看法是，从中日整体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占有优势，但单从海空力量对比，双方互有优势，甚至某些方面日本超过中国。但如果问题这么简单就好办多了，中日之间最大的麻烦和变数是美国。
中日之间一旦燃起战火，美国会不会介入，怎样介入，多大程度介入，又会不会因此导致中美之间直接的刀枪“对话”，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普遍的看法是，中美之间不会直接爆发战争，美国不愿意，中国更不愿意。但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美国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而这也是中国不希望面对的。日本不会不明白这些。
中国领导人在领土主权和国防建设方面，展示出了坚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老百姓要求捍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意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就像我常常呼吁的那样，战争不是好玩的游戏。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讲，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让中华民族重新看到了几百年来都不曾实现的民族复兴梦想，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这个梦想，所以，中国最好不要打仗，因为那肯定会再次将这个梦想推离我们远去。
但问题是，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并非个个像安倍所信誓旦旦许愿的那样，是“和平主义者”。百多年不长的历史早已经告诉世人，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岛国心态”的大和民族，擅长投机，精于偷袭，敢于冒险。这一点，中国和无数的亚洲人民记忆犹新，美国人民也应该不会淡忘。
今天的中国正全力以赴谋求发展，实现中国梦，避免战争是我们美好的意愿。但历史和现实都时刻提醒我们，当邪恶扑向良好意愿时，懦弱也会断送梦想。
第五章
Chapter 5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西方和我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欧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为观察员和记者，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七人报道小组，做了一次标准意义的环球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后回到北京，绕着地球足足地转了一圈儿，我的飞行里程积分卡上也增加了四万多公里。
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著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