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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
后来，我们就眼巴巴看着所有乘客办完手续，托完行李，拿着登机牌走了，我们还被晾在一边，护照也没有送过来，机票也没有送过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等到广播里开始说这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时，我们都有点急了。再问这个地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终于有个安全人员来了，把护照给我们，然后拿了一堆红色的不干胶，是一个英文字母的S，要求我们所有人托运行李和随身带的包上，四面都要密密麻麻地贴上这个标志。
我当时很纳闷，就问那位安全人员，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你们做一个特殊的处理，你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我追问说，我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就爱理不理的，没回音了。当时，我们也急着登机，想贴就贴吧，管他呢！贴完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办登机，好不容易办完了，广播里已经开始叫人了，我们就提着行李，赶紧往里面冲。
在脱鞋、抽皮带，做了非常严格的全身检查后，别的乘客已经直接登机了，我们却又被拦住了，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登机口旁边的一个通道，那里临时放了一张桌子，他让我们把所有随身行李放上去。接着，他把我们所有包里面的东西翻开，摆了一桌子，拿起来仔细地看半天，放下，然后装回包里，喊：“谁的包？拿走！”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情况，标题上有个英文单词“selected”，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抽取的特殊旅客。
我马上就询问他：“什么叫selected？为什么我们会被抽查？”
他态度强硬地说：“这个我不管，别问我，你可以去问前面办登机手续的部门。”
我说：“我都进到这儿了，还能再出去哪里问？你有义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被贴上这种标签，接受这种检查？”
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我只是履行我的工作，检查。”
我当时很愤怒，马上大叫说：“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凭什么这样把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护照信息，我们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登机。”
这时，过来了一个负责人，赶紧跟我解释说：“没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意思，只是美国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会在乘客里抽查。”
我问：“按什么标准抽查？”
他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就是随机抽查，抽查一些特殊的安全检查对象。”
我接着问：“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特殊的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是那套说辞，说这只是工作流程，而且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
我很火大地说：“怎么没有伤害，害得我们差点无法登机，我们最后一个办手续，行李托运跟别人不一样，经过的安检也更多，这就是歧视！”纵然我非常不满，但是在登机口前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安全人员理论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
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又被单独检查了一遍，这一路飞行我就很郁闷，想美国人怎么“9·11”被拉登炸了一下，炸成这个德性了。我后来已经慢慢反应过来，想着他们挑选可疑对象，肯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肯定是我们那个地陪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甚至愤愤不平地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是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没有答案，只能在这样一种愤懑的情绪中，一路飞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机场之后，要转为美国国内航班，所以我们要把托运行李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带“S”的红色标签，我们在取行李时，又经历了比一般人复杂得多的两道安检。之后，只要任何一个进出口，这个红色的标签，都会让我感觉到，像是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样，饱受怀疑和歧视，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她答道：“是买的。”我有些好奇：“怎么没听广播介绍啊？”她还是很简短地回答：“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我只好问：“那我们要吃饭怎么办？”她说：“你们可以买啊。”没办法，我决定刷卡购买一顿饭，表达了需求之后，那位空乘人员让我们稍等，过一会儿，她直接回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饭卖完了。”
我当时很无语，美国人不至于穷成这样吧，就算次贷危机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不至于说六个小时的飞机，机票也不便宜，横跨用餐时间，都不提供飞机餐吧？！这让我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很穷了，“9·11”让他们变得很恶毒，看人都像恐怖分子，而次贷危机让他们变得很小气，如此“穷凶极恶”！
当然，这些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但是我在美国的那些天，确实也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还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揣着钱的大款。但是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APEC会议期间，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DSK，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免税商品。我们有些同事在工作之余，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在国外买奢侈品还是比国内便宜许多，买些皮包、手表、香水、化妆品之类，很划算，所以大家偶尔也会去逛。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逛，可到了门口，工作人员说上午不开门，都关着呢。我好奇心重，又多问了一句：“为什么上午不开门？”人家说：“今天上半天包给了中国代表团。”
免税商店可以包场？这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又问：“是什么方面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回答说：“参加APEC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我们为他们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故意开玩笑说：“中国人就行吗？我也是中国代表团啊！”人家很认真地回答说：“不行，是official，官方的代表团，记者是不可以入场的。”
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直播。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来往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地区，这是第一次站在风景如画之地采访，实际上这几天却比在战地做节目还累。
我们是上午10点去的，说要到下午2点之后才对外开放，于是我们只能下午去，去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上午的营业情况。一个营业员告诉我，好像销售额是100多万美元。一个上午100多万美元？！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实准确的数字，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钱，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的确给美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另外一个感慨就是，美国商人也真是火眼金睛，很会看人下菜，我没听说这个免税商店给韩国人提供专场，给文莱人提供专场，或者是给墨西哥人提供专场，只有中国人获此“殊荣”。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另眼相看，肯定是看上咱们中国的钱。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专门抽出一个集中时间来，安排他们购物，未尝不是一个高效的做法。
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指胡锦涛主席，或是外交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官员，因为APEC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会议，来参加的还包括很多商人、企业家。APEC的几项重要活动中，除了21个领导人不打领带，穿着皮夹克或者夏威夷岛服照相之外，还有一项就是APEC商务领导峰会，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参加。比如说美国的波音、沃尔玛，英国的壳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等。中国也会有很多企业前来，当然主要还是央企和大型国企，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国煤炭等等。那么会议间歇，来买买名烟名表，买买奢侈品，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么一想，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位营业员告诉我的数字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还没激发起中国大款们的购买热情，半天才100多万美元，这对咱们来讲是小菜一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总们出手，该有多阔绰啊！
所以，这趟美国之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到非常自豪。回忆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份是新华社的一个土鳖记者，在埃及的马路边上，花上两镑买了一个冰淇淋，都已经十分奢侈了。谁能想到现在的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让免税店为他们开了专场疯狂购物秀，而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竟然连飞机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2011年去法国和夏威夷采访的这一趟，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出访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当地的华人旅行社，他们可以负责我们的吃住行，也可以帮我们提供翻译、联络采访对象等。因此，我在这次跨洋采访中，比较密集地接触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拿了“绿卡”在当地工作，与他们接触常让我感受深切却难以言表。看这些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很难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或者羡慕他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错！”相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兄弟姐妹挺可怜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中，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到达异乡，正在试图通过移民局的某种考核，时刻都需要提心吊胆。
当然，不同的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先说说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吧。那两个学生，是旅行社找来帮我们搬行李的。当时，我们要乘第二天早上7点的欧洲之星列车去戛纳，而由于这一趟我们要飞越整个地球，需要带两个季节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电视设备需要随身携带，所以我们7个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们报道组里有3个女孩子，大伙儿要把这些行李从巴黎中央火车站门口搬到站台上，感觉比较困难，于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国人工很贵，列车时间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搬运工人，旅行社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留学生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火车站，果然来了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跟我们的领队刘爱民接上了头。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行李，就开始喊价，说每个人100欧元。当时刘爱民就晕了，大呼天价。我们7个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还有十来件，整个下来，他们最多每人每趟拿两个箱子，跑个两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儿，怎么这么贵啊！
那俩孩子开始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在法国啊，这算便宜的了，要是让鬼佬来扛这个，没有200欧元拿不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老乡价了。”当时我们急着赶火车，没时间讨价还价，之前也没跟旅行社商量好，只能哑巴吃黄连。
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