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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陶冶和康锐俩小伙子还年轻，还没成家立业，按道理，也该让他们先撤。”
冀惠彦不是扭捏的人，就说：“行！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
开场白很沉重，没人主动讲话，我开始介绍局势，但是说了些什么，自己也没听见，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当初把人家说得热血沸腾，来巴格达受了两个多月的苦，现在又要人家回去，怎么交代？！
“外交部门和台里，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苦心。让你们俩先撤离，也是出于这种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劝着两个年轻人，也是在劝我自己。
陶冶跟康锐交换了一下眼神，很坦诚地说，心里不想走，但是也尊重我的决定。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但是表面上还得镇定冷静，说：“让你们先撤，一是考虑你们还年轻，还有一层意思是，你们撤也许还可以保住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儿的存在。当然，你们撤出去还可以策应配合我们。”
“怎么配合？”康锐来了兴趣，他大概以为，撤离就是灰溜溜地离开，以后都没他们事了，一听到有事做，精神就来了。
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在空中点点画画，“如果一旦强制要求撤离，你们撤到约旦，我们留守伊拉克，对台里有个交待。同时，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做些报道，还可以帮我们补点物资什么的。一旦局势不妙，危险到我们实在待不住了，你们还可以接应我们。”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妙计。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我在街头采访中学生。我希望获得当地老百姓对战争形势的最新看法，特别是伊拉克的中学生怎么看待战争，他们的学习生活是否正常。这些本应该在课堂里读书的孩子，看着街角垒砌的沙袋，眼中写满了忧虑。
这个折衷的方案，得到了台里的认可。3月上旬，陶冶和康锐随着一批使馆人员撤出，使馆只剩下八九人的留守小组，由大使牵头。
新华社同行透露的口风是，如果使馆撤空，他们就全撤。这话让我很紧张，因为台里至今也没有明确批准我们“留下”。
时间一声不吭，埋头向前，当我看到陶冶他们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上采访的片子播出时，心里略觉宽慰，这种步步为营、全力以赴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很有干劲，依然可以用一百分的精神和力气，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们开始着手为战时做准备。第一步，就是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买发电机。
一旦战争开始，作为萨达姆政府的标志性建筑、官方会议常用地，拉希德饭店势必会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许多记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家民间色彩较浓的巴勒斯坦饭店。而我们报道组剩下的三个人，还在拉希德饭店观望。
杨小勇告诉我，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要在居民家里做卫星连线。我们有一个设备，行内叫作“比干”，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上网络，实现一定程度的直播，传送拍摄素材，但速度非常慢，一分钟的画面有可能要传四个多小时。如果要用“比干”带动现有设备，需要很多的电，我嘱咐阿布说：“买两到三台汽油发电机，买最好的，再备上十几桶汽油，放在你们家。”
我们以为，阿布家所在的村庄比较偏僻，应该相对比较安全，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阿布后来告诉我们，美军打入伊拉克的第二天，那里就发生了激战，当地村民户户有枪，他们揭竿而起反抗，有两三百人失去了生命。
要坚守，有了电，还得有食物和水。我跟阿布说：“去买一些阿拉伯大饼，让我们仨加上你，能够维持生命就行。”阿布算了一下，一个人起码得30公斤，四个人得要120公斤。他买回来我一看，好家伙，一堆有一人多高，一共四堆。
一转眼已经快到3月中旬，大使又召唤了我两次，通知我：使馆留守小组决定要撤，你们是不是和新华社一起撤？
我和伊拉克兄弟阿布的合影，他的名字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阿布是我们摄制组在伊拉克的雇员，1998年我第一次进入伊拉克采访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战火中我们曾一起出生入死，是换过命的交情。可惜战争不但给伊拉克人民的家园留下遍地疮痍，也在伊拉克人民的内心筑起了高墙，我与阿布的友谊，在我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
我用各种理由搪塞：“我们撤了啊，我们已经撤了两个……”“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们还可以坚守一阵子……”虽然大使不曾对我使用命令的语气，但他的意思我很清楚：这就是决定，我不跟你商量，到时候你们必须走！
看上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弦绷得越紧，我越不愿去想撤退的事，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做留下来的准备。我让阿布去巴勒斯坦饭店租三间房子，“房间号只能你知道，房间钥匙只能你拿着。”
阿布一口答应下来。按伊拉克的规定，外国人入住酒店，都要暂扣护照，但我们的护照还在拉希德饭店这边，阿布思忖了一会儿说，去弄个复印件吧，可能得花点钱。好吧，那种情况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阿布很快搞定了巴勒斯坦饭店的房子，我又提出，得再找一处安全屋。一旦战争爆发，兵燹遍地，得有个房间让我们藏起来，有饭吃，有水喝，能安全地待着。阿布在巴格达的富人区卡拉达区帮我们找到一处，主人马上要全家搬去库尔德，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带一个地下室，开价5000美金，住的时间不限。
当时伊拉克许多富庶的居民家，都是这样的设计，为了躲避空袭，在房子下面挖加固的防空地下室。我去看了一下，地下室上方是混凝土的洋石灰板，两边墙上有钢板加固，有小的通风口，能够拉电线进去。空气、照明都没问题，再放点食物和水，就很完美了。
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已是3月17日。就在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0分，北京时间10点30分，美国海军发射的6枚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首都的部分重要目标，巴格达上空响起爆炸声和防空火炮声，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震慑行动”开始。让国际社会担心良久并一直试图避免的伊拉克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留在巴格达，等到战争爆发那一刻。
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天之前，我完全不曾想到，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和心情离开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前一天，就在那漫天硝烟前，最后一个宁静的夜晚……
3月16日，我们驻守伊拉克的第39天，张维秋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召集央视报道组到大使馆开会。我去的时候，发现新华社的同行也在，大使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央和外交部上级决定，使馆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根据指示，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3月18日上午7点钟，全部来大使馆集合，统一出发，撤到约旦。”
我一听就蒙了，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没了魂。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准备，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剩下“嗞嗞”作响和缕缕黑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脑子里嗡嗡响，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我一进房间门，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一看我脸上的表情，他们也傻了。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