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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向》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高端访问》栏目组合影。凝聚着我们这个团队心血的《高端访问》在2009年8月10日停播，我们都深感遗憾。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焦利台长说，我不同意《高端访问》没有新闻性的说法。央视的新闻节目用不着每一天每一档，都得是爆炸性的动态新闻。即便新闻人物的采访也不能想当然。比如今天朝鲜闹腾了点什么事，你就非要当天采访到金正恩；明天维基解密的阿桑奇爆出什么秘密，你立马就要跟他面对面连线。以今天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舆论的地位来讲，我们还做不到。
但是，央视记者任何时候采访到某国领导人，它本身就有新闻价值。比如，我采访了法国总统，可能是我一个礼拜前采访的，或许采访播出时没在新闻爆发点上。但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面对法国总统，听他谈对中法关系的评价，对欧洲与法国关系的看法，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对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光伏产品的态度，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法国解除对中国军售的制裁等等。实际上，这些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怎么就不是新闻了呢？我甚至反问焦利台长，从“9·11”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但在这十年里，你任何时候能采访到本·拉登都是新闻，不是吗？
我还说道，我们做电视、做新闻，不能急功近利，短视决断。人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拉里·金》专访栏目一做就是30年，最后是因为主持人老得不行了，才换人换名字的，但就是那样栏目也没撤销。
听我讲完，焦利台长考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之前台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这样吧，你再找一下你们具体部门的领导，就说我的意思，《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形态先不要撤，还是保留。你们还是继续做，当然节目样态上可以改革一下，让它变得更新闻一点，更电视化一些。”我如释重负，当即将台长的意见转达给新闻中心主管领导。
然而，后来我接到的具体指示却是，《高端访问》节目代码（相当于栏目番号）取消，采访依然可以做，但不定期在新闻频道中我主持的另一档日常栏目《环球视线》中播出。我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栏目不存在了，尽管我还可以专访外国元首，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阵地都没了，说是专访，其实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一点的新闻报道，容量、分量、影响力大相径庭。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端访问》被撤销确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当初和我们竞争的主要有两家类似的栏目，凤凰卫视阮次山的《风云对话》和杨澜的《杨澜访谈录》，而我们由于凭借国家台的优势和自身的专业性，总是能占到上风。《高端访问》撤出后，实际上等于给这两家让出了市场，很多高端人物转向了他们。
到现在为止，时常还有使馆或者外交部的部门找我说，我们的总统要来中国，你是不是做一次专访？我只能说，对不起，《高端访问》这个栏目没有了。对方问，那你还做吗？我说，还做，但是，是在《环球视线》里不定期地播出。往往，对方就会犹豫、退缩。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前不久韩国的新任总统朴槿惠要来中国，我们跟韩国使馆联系对她进行采访，韩国使馆经过商量之后回复我们：虽然你本人很有资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式固定播出的平台，我们觉得效果可能未必好，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接受别的栏目采访。像这样的事，这些年越来越多，每每都让我感到痛心不已。
我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成立了《世界》栏目组，我被任命为《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又有了《国际观察》栏目，2004年又有了《高端访问》，2006年又有了《360°》，2009年又有了现在的《环球视线》。这二十年里起起落落，我经历了这么多栏目，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个旧栏目逝去，一个新栏目诞生。每一次这种经历都会是一次阵痛。
我曾经听老前辈们说，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火不了太长时间，一般五年，最多十年，也就到头了。像最早的《正大综艺》，火成那样，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