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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2003年赴伊前夕，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为我们送行。李主任当时握着我的手，殷切叮嘱。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那支持和关怀的热度。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后，两眼茫然，不住地叹气；杨小勇也不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那种心情，与其说是沮丧，不如用绝望来形容，更加恰当一些。
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自己打自己一闷棍，然后让灵魂出窍，把自己拖走。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走”字。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你是领队，你说吧，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二楼平台上，我正用海事卫星电话联系北京，身后是一个个用美元搭起的天价帐篷，显示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多国“新闻战争”正在进行。当时，在联合国的多年制裁下，伊拉克处于贫困状态之下，通讯设施也不发达。为了与北京联系方便，我们出发去伊拉克前，带了三台不受地域限制的海事卫星电话，但在入境时，被伊拉克方面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两台，我们用仅剩的这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做新闻直播。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