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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类节目的录制要求。发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开始录制采访。如果现在打电话让美国纽约的摄制队赶来，时间肯定来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许。没有办法，当时的君达拿起宾馆里的美国“黄页”（电话簿），逐个打给华盛顿的制作公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租到了价格合适、质量过硬的专业灯光设备。
第二天下午，《杨澜访谈录》一行出现在了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杨澜与布热津斯基进行礼节性的寒暄和问候的当口，摄影师和灯光师早已提前将设备调整到位。“布热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当杨澜的开场白安全响起，一场访谈顺利展开的时候，站在摄影师旁边的编导君达终于吐出了来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口大气。
与放松下来的君达不同，现场有一个人始终与访问者杨澜的思维一起紧绷着，他就是总策划蒋昌建。作为《杨澜访谈录》2002 年大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智囊，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是上万字的《布热津斯基访谈策划文本》。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他对布热津斯基的解读更多地来自于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主要从宗教和哲学的视野来分析未来世界的形势；《大棋局》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分析方式。对于和自己同样有着“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布热津斯基，蒋昌建设置了这样的提问：您为何选择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系求学？我们发现有关您的资料，大多是关于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的，对您年轻时候谈论得很少，当时是不是您自己决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国，现在孩子们选择大学的专业都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您是不是也问了您父亲应该如何选择？
真相（2）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 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 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 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
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6 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 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似的提问下，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 年前被自己引用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
真相（3）
缘自母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宽容教育，大学时代理想主义的渲染，再经过复旦八年的严谨历练，在接近真理的路上，蒋昌建更趋于谨慎而保守的方向，在这个方向的视野中淡出的是“二元对立”，凸显出来的是“多元融通”，是回复到“人”之个体生命的具象关照，而不是往日对于宏观、抽象和主义的热衷。不同于蒋昌建经受的来自纸上的阅读与讨论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给予杨澜的国际观训练是通过书本加脚底板实现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约翰逊教授告诉杨澜：“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为了完成若干个采访作业，在去往一个个“现场”的路上，杨澜接近着那个真实鲜活的美国。
当她带着平视的眼光去观察的时候，发现美国其实和中国一样，并非天堂，非地狱。当她带着平和的态度去和美国国民对话的时候，也收获了探究真相的方式和途径。当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发生以后，杨澜去采访纽约的一位城市安全问题专家，采访完了之后，他告诉杨澜：“你的采访非常好，你真的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找我吵架的。”专家的话对于杨澜是个莫大的鼓励，也在无意之中肯定了杨澜正在成熟起来的新闻价值观，那就是“突破偏见”。尊重个体生命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武断地贴标签，这种能力叫分辨力。它不只去迎合某一种思潮，而是有一种相对清醒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1996年春天，杨澜即将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与专业训练，此时的她自信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我所处的位置，我要去做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事情。”她的这种“超越意识”和总策划蒋昌建的“多元融通”，在中美关系特别节目过程中实现了契合。
在对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中，蒋昌建给予这位嘉宾的定位是“一个典型的冷战老战士”，固执的近乎顽固的“斗士”。当杨澜从布氏《大棋盘》一书中的内容开始提问时，对方的回答完全印证了他的这个特质。
杨：您说中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外部世界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而非俄罗斯或印度的支持，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
布：我的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些自负、有些霸道，确实，在某些方面中国更需要美国，但是美国也非常需要中国，但是我不会为了讨好中国观众就说：“是的，中美两国同样重要、同样强大、同样富有、在技术上同样领先、在军事上同样强大。”因为这并非事实，因此，如果我们的关系恶化，我们双方都会遭受损失，中国遭受的损失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们也会有损失，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因此保持稳定正常的关系很重要。千万不要随意夸大问题，比如去年3 月击落一架飞机。
杨：不是击落，是撞机。
布：对，是撞机。
布热津斯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非常实际，在他眼里国家之间永远利益为重，与私人情谊无干。在杨澜看来，这是一个深谙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者。对于布热津斯基脱口而出的“击落”，杨澜马上纠正“不是击落，是撞机”。作为中国记者，杨澜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眼里，“撞机”才是真相，事实不容许口误。。 最好的txt下载网
真相（4）
但布热津斯基显然不是口误，而是他的观点。面对各自观点里的“真相”，杨澜所能做到的超越就是将双方的观点不带偏见地呈现给观众。在《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开场，杨澜评论中美两国是“好了又吵，吵了又好”。在世纪之交，两国关系更是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1999 年5月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射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 年4 月1 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2001 年“9 ·11 事件”的爆发是个转机，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袭击使中美两国发现彼此的需要，也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2001 年10 月19 日，江泽民和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2001 年12 月27 日，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一时间，中美两国的外交上空可谓是“雷暴夹杂着彩虹”。
2002 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发布30 周年，布什也选择在2 月21 日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很多人乐观地估计这次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好转，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料。一时间，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吊诡毕现。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演义无疑是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访谈录》迅速将“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制作计划提上了日程，并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嘉宾名单：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两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到战略研究所的中美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哈里· 哈丁、李希光、李道豫、阎学通、西摩· 托平。
杨澜一一和这些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流的专家学者们对话沟通，从政治、外交、学界等多个层次和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剖析。
恰如汉斯· 乔治· 伽达默尔所言：“口含一词欲说之际，你必须知道，它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屣。相反，你却被它锁定在一个思路之上。这个思想来自远方，不在你驾驭之内。”一场谈话一旦进入核心地段，所谓真相大门的轮廓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因为它们总爱隐匿于所谓的灰色区域，作为访问者要接近这个区域，有时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历史的空间，还有语言的疆界。譬如台湾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真相与秘密？《杨澜访谈录》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有眼力的，因为此人在1977－1981 年期间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卡特与邓小平的中间联系人，并亲自出使北京，最终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谈起当年签署第二份《联合公报协议》，双方为何要将“对台军售”问题放在一边时，杨澜提问说：“你们是不是原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样的话，很多其他问题就可以避免了。”此时的布热津斯基立马反问道：“怎样解决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杨澜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的时候，布氏给出了答案：“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同意双方保留不同意见，是的，我们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读《联合公报》的那一天，我们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对协约的理解是：我们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是我们依然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