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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也可见老师对他是越来越赏识、越信赖了。此剧仍由张彭春执导，不过曹禺再不扮演女角了。他这次承担的角色是董事长安敦一，张平群扮演矿工领导人罗大为。《争强》的改编，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次改编就是一部写劳资矛盾的戏，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当《争强》的舞台演出本由南开新剧团于１９３０年出版时，曹禺写了《〈争强〉序》，其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思想和艺术见解。他说：《争强》（Ｓｔｒｉｆｅ）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著者高尔斯华绥（Ｊｏ－ｈｎＧｕｌｓｗｏｒｔｎｙ）的性格素来敦厚朴实，写起剧来也严明公正。在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不偏袒，不夸张，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老老实实地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决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硬地把“戏”卖给“宣传政见”的地方。我们不能拿戏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工人复工，劳资妥协——作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在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
特别是他对安敦一和罗大为的性格和悲剧的理解。他以为安敦一和罗大为是“一对强悍的人物”，“全剧兴趣就系在这一对强悍意志的争执上”。他认为安敦一是“一位有骨气的老先生”，而罗大为作为罢工领袖有“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协的精神”。这两个人“都是理智魄力胜于目前一时的情感，为了自己的理想，肯抛开一切个人的计算的。安敦一说得好，‘让工人一步，工人就会要求十步’。对工人有怯弱的退让，在他看来结果只能‘毁坏大家’，并且‘毁坏工人们自己’。他一向抱定团体内应当‘有主脑，有服从’。现在他们团体出了罢工反抗的事情，他当然是不让步。罗大为呢，他自己受过厂方苛刻的待遇，他说他认得资本，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一日工人便没有幸福。他对工人们喊着：‘为你们子孙计，你们也要奋斗到底！’所以他当然也不让步。”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结局是悲剧性。他这样说：然而结果，二人都过于倔强，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实现；一个女人白白做牺牲，两个头脑也徒然被人推倒。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功于他太怯弱，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强者的悲剧多半归咎在过于倔强，不能顺应环境的变迁。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而后者更来得庄严，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此剧最后，当安敦一颤巍巍地向罗大为走来，对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叫着“朋友”把手伸去，罗大为“由敌视而变成惊异，二人凝视半天”，终于互相敬服，彼此握手。曹禺认为“这段描写的确是这篇悲剧最庄严的地方”。从他这些理解，多少使我们看到《争强》对他写《雷雨》的某些影响。那时，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后来，他回忆改编《争强》时说：还有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郭老曾翻译过，我也把它改编成演出本。我扮演其中资本家的脚色。当时思想很模糊，知道工人和资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结尾是工人和资本家握手言和，主题是妥协的。那时，对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曾想过，只知道演戏。我记得校长张伯苓说过：罢工太可怕了。他说他看到一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凄惨极了，家家都没有煤烧，罢工可怕。所以，那时受的教育还是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教育。对工人的理解同后来写《雷雨》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①他对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技巧十分钦佩。“总观全剧，章法谨严极了，全篇对话尤写得经济，一句一字，不是用来叙述剧情，就是对性格有所描摹。试想把一件繁复的罢工经过，缩在一个下午源源本本地叙述出来，不散，不乱，让劳资双方都能尽量发挥，同时个人的特点，如施康伯的浑，王尧林的阴，安蔼和的热，魏瑞德的自私，尤其是第二幕第二场写群众心理的难测，和每一个工人的性格，刻画得又清楚又自然，这种作品是无天才无经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对高尔斯华绥对全剧节奏的把握大为佩服：“作者洞彻全剧节奏，刻准时间转移剧情的本领委实是可敬。”
特别令人注意的，在《争强·序》中，他那种不能按捺的热情又来了一次燃烧。他借题发挥，以安敦一和罗大为为例，说“他们那种不屈的魄力，肯负责、顾大局的勇气，的确是增近青年们心灵贫弱的补药。在势在位，不为自己打算，抱定专一的见解，拚着财产、性命，‘为将来，为大局’争！争！像这种呆子打着灯笼在今日中国找，真是‘凤毛麟角’，实在不多。结果，二人失败。那位老董事长便决不恋栈，立即辞职，光明磊落，来去昭然，这比那群蝇营狗苟，‘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东西们，哪一个值得我们赞仰是不问可知的。”也许从今天看来，他的看法有可讨论之处，但是，他的矛头，那尖锐的矛头，是针对着现实的。
《争强·序》是曹禺大学期间难得的一篇论评，由此多少可看到他的锋芒，他的思索，他的见地。
《争强》公演之后，他得以结识了黄佐临。佐临刚从英国回来，那时，他对戏剧已怀有浓郁的兴趣。他去观赏《争强》演出，并随即为《大公极》写了一篇观后感。曹禺看到这篇观后感后，似乎找到了一个知音，便通过《大公极》找到黄佐临，亲自登门造访求教。由此，他和佐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佐临有这样的回顾：
我们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在天津见面的。他正在演《争强》，扮演董事长。他的表演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眼睛发亮，声音很洪亮，在场上是很活跃的。我看后给《大公报》写了观后感。那时，我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来，我不是学戏的，但对戏剧很感兴趣。家宝看到观后感，就来找我，并把我引见给张彭春先生。那时在天津有七八个人对文艺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他到我家里，看到我有许多书，便借去看，主要是戏剧的书。当时，我在南开大学还兼点课，我讲的是肖伯纳和狄更斯。家宝对肖伯纳不感兴趣，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对易卜生我们都感兴趣，还有高尔斯华绥也有共同语言。后来，他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我对奥尼尔不感兴趣。①由于改编《争强》引起他对改译外国剧本的兴趣。１９２９年底，他把《冬夜》（ＮｅｉｔｈＢｏｙｃ著）和《太太》（ＬｅｅＤｉｃｋｓｏｎ和ＬｅｓｌｉｅＭ．Ｈｉｃｋｓｏｙ合著）翻译出来，分别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出版的《南开周刊》第７７期和第７４期上。
《冬夜》是一部悲剧。曹禺把剧中的人物姓名、布景、台词都中国化了。故事并不复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哥哥顾阿光，弟媳阿慈为弟弟阿贤送葬回来，外边的田野被积雪沉沉地压着，月光清冷寒淡，室内烛光幽微，显得格外寂寞而凄凉。阿贤病了十年，阿光和阿慈也整整守护了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阿慈早已失去少女的活泼，她也从未享受到爱情的幸福，那心灵都窒息了，异常寂寞而孤单。在这沉静的夜里，阿光向弟媳倾吐了十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爱情，但却遭到弟媳的拒绝：“你完全疯了！……这种思想简直可怕！简直可怕极了！”这严酷的拒绝使阿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走出家，用猎枪自杀了，弟媳也因之惊呆了。
这虽然是个独幕剧，但悲剧的氛围十分浓郁，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沉重的窒息感，但又有一种说不尽的人生的悲凉和令人沉思的诗意。
《太太》是一出喜剧。戴士敏是个纨袴子弟，嗜赌成性，太太戴依艺为防犯丈夫便把钱放在保险柜里。戴士敏要从保险柜里偷太太藏的钱，竟然在抓住一个小偷后，要小偷把保险柜打开。但他发现这些钱却是假钞票后，又甜言蜜语找太太骗钱。结果丈夫耍弄了太太。通过这可笑的行径，对富家子弟及其家庭进行了讽刺。
在这两部改译剧本中，可看出曹禺对悲剧和喜剧有着同样的兴趣。他改译的语言，已在按照舞台演出的要求来进行加工了。这两个剧本，京津一带的学校曾多次演出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张彭春再次去美国，主要是为南开大学征集资金。临行前，他还为南开新剧团…布置了工作。他对曹禺的期待甚殷，特意把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赠送给他。曹禺曾说：“客冬，导师张仲述先生因事出国，我们相约在张先生走后暂不排戏。恰巧今年南开礼堂预备拆旧重修，约在１０月下旬可以完工，大家要安心等候导师归来，准备来年新生命的开始。在这冬蛰期内，我们已着手几件工作，第一是搜集２０年来话剧运动的史料，其次是筹划下次试验的剧目，末了，印出去年公演《争强》的舞台脚本。”①曹禺把这部《易卜生全集》视若珍宝。虽然，他已经演出过易卜生的戏，但还没有读过他的全部剧作。当时，他的英文还不能使他熟练地阅读和赏析原作。他是翻着字典，凭着毅力，把它啃下来的。这次潜心地攻读，犹如一切伟大作家阅读先辈的杰作一样，是一次灵魂和情感的交流，是一回对戏剧堂奥的深入。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①“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时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②他曾经这样说：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把易卜生英文版的大多数作品都读了。他那种宁肯孤立，要对大多数宣战的思想，对我影响不小。《国民公敌》中的医生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强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他的个性主义，他赞成孤立，宁愿在保守派的大多数面前孤立，我就受这种思想影响。从我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从他们又到易卜生，还有林肯的影响，好像又走了回来。看来，人的思想也不是笔直前进的。
易卜生的戏剧技巧，的确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③作为“近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大概他生前也未曾料到，他的影响会从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挪威海，越过欧洲大陆而进入东方，进入古老的中国。易卜生对后来剧作家的影响，举其要者，在德国有霍普特曼，在英国有肖伯纳，在瑞典有斯特林堡，在美国有奥尼尔，在中国就是曹禺了。
天才总是互相吸引的。曹禺对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是倾心敬慕的。易卜生十分刻苦而勤奋，他从小好读书，他把莎士比亚的剧作都读透了。曹禺特别喜欢《凯替来恩》中所写的：
我立下志愿，立下志愿，灵魂深处在叫喊。
催促我前进，
我将听从它的召唤。
还有易卜生艰苦的舞台学艺的生涯，使之获得丰富的舞台感受。易卜生当过导演，当过剧场经理等等，这些，使他看到一个伟大剧作家成长的途径。
曹禺啃易卜生的剧作，并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去读的。他喜欢易卜生，也可以说他迷上了易卜生，全然在于易卜生剧作的艺术魅力，使他对易卜生剧作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倾倒。英国戏剧理论家，也是《易卜生全集》的英译者威廉·阿契尔的话，能够概括曹禺的感受。他说：“不是由于易卜生是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人，而是由于易卜生是个纯真的诗人，是不同类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是各种精神状态的探索者，是奇怪命运的织造者。”①易卜生早期写过诗，曹禺也追求过诗，可能他们都有“纯真的诗人”的特质；而易卜生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探索”，也是最吸引曹禺的。曹禺较之他的先行者有些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所谓“易卜生主义”上，也没有表层地停留在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群鬼》、《社会支柱》、《野鸭》这些中期的社会问题剧，还是晚期的《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易卜生不仅仅是把社会弊端展览出来，把问题提出来，而是透过生动而复杂的性格启迪你的思维，激荡你的情怀，从而引起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曹禺还不能全部领略其全部内涵，但却启迪他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每一个引路人，都不会叫人去模仿他；而真的跟随导师前进的学徒，也不会生硬照搬，它是心灵的启示，是情感的点燃。易卜生谈到他写《布朗德》诗剧的动因时说：“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