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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祖籍福建，我从一个哺乳的婴儿就在姨父的家里。姨母待我很好，姨父从福建到北平，把我也带到北平。先入东观音寺小学，培元小学，又入贝满女中。姨父又回到福州，我也回到福州。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间，父亲到南京最高法院工作，那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我不愿读旧书，要求父亲让我一个人回到北平念书。后来，初中二年级就又回到贝满，住在学校里。高中二年级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后，原是保送我上燕京大学的，培元、贝满、燕京都是教会学校，可以保送，但也要考试，我被燕京大学录取了。但是，父亲认为燕京是教会学校，不同意我到燕京读书，硬要我报考清华。也是在这年暑假，又匆忙上阵参加清华招生考试，考的是法律系，就这样进了清华大学。②还在贝满女中时，她就是个活跃的姑娘。个子不高，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有些风度的。一进清华，三位从贝满来的姑娘，就显得与众不同。个个穿着讲究，举止娴雅，仪态大方，自然引起同学的注目，颇招来一些男同学的热烈追求。相形之下，从南开考来的女学生，总是穿着蓝布大褂，不讲打扮，只知道死啃书本。郑秀在中学时，就能演戏，还会弹钢琴，长得又漂亮，更显得格外突出。在演出《罪》之后，郑秀大出风头，常常收到一些求爱的信。据说，清华每值校庆，都开放女生宿舍，请人参观，平时是不准男生进去的。《罪》演出后，又值校庆，女生宿舍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郑秀放在宿舍案头的几张照片却不翼而飞了。也正是在《罪》演出之后，曹禺开始了对郑秀的大胆追求。
曹禺的性格，本来就是罗曼蒂克型的，他那种耽于遐想的习性，在恋爱上也表现出来。也许是他缺乏人生的阅历，也许是出自青年人对爱情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当他和郑秀相识，就一见钟情了。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恋爱的情火便越烧越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也像他念书那样痴迷。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边守候着郑秀，有时夜晚也徘徊在楼旁的小树林里。他爱得那么执着，那么天真。在爱情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而郑秀对于这突然而来的强烈追求未免有些茫然。她看到一些求爱的信，接触过一些求爱的眼光，但她总是矜持相待，冷冷地保持着距离，或者干脆躲开去。如今，对曹禺的追求，她也是躲避。她的伙伴对她说，你应该去看看他，否则他会生病的。其实，郑秀心里对曹禺也并无反感。他的才能，他的聪慧，他的为人，他的威望，她心里都明白，何尝未曾动心，何尝没有爱慕之心！爱情有时就像隔着一层纸，一捅就破；但又像隔着一道高墙，两军对峙，又贴近又遥远，真是咫尺万里。在伙伴们的敦促下，她去会他了。就这样把薄薄的纱帷掀去，不见了高墙，不见了对峙，两颗心贴在一起了。
当曹禺第一次向她倾吐爱情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爽地倾诉给她了。他平时是那么沉默寡言，此刻却是滔滔江海了。他真像在做梦，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所爱着的人，正是能同他在夏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帆船向着天边的理想驶去的伴侣。他哪里知道，在爱情的历程中还有着潜伏的暗礁，此时此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他们还要痛苦地分手。他昏迷在热烈的初恋之中，自不必说花前月下的爱情絮语；他们也常结伴进城去访问朋友，也去天津看望继母。那时，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确，那时他们都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在清华的岁月，留下曹禺许多美好的回忆。
１９３２年的暑假，他有一次五台山和内蒙之行，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远游，更何况是一次冒险的旅行。
一个德国教师叫葛瑞瓦什（或称葛瑞瓦）和一个美国女教师，她们想在暑假里到外省旅游，她们邀请中国的男同学一起去，而且提出旅费由她们支付。大概有中国学生陪着她们，这样既有人照顾，旅途中也会带来许多方便。她们找到曹禺，向他说明了一切。曹禺是愿意同她们一起旅行的，但是觉得由她们支付旅费，这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和道德。他回答她们说：“我可以陪你们去，但是，我不要你们付钱，一切由我自己开销。”就这样说定了，随行的还有一位男同学，一放暑假，这支小小的旅行队伍就出发了。
先去五台山。他们乘火车到达太原，便在那里住下来观光。这座古城是太破败了，肮脏的街道，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们，纯真宫的吕祖殿虽然还可看到它的壮观，但传说里“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露，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的秀美景色，是再也看不见了。清真古寺也使他失望，只有木壁上刻的《可兰经》，左右碑亨内碑刻的黄庭坚和赵子昂的书法，还少许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古迹的破旧，增添了他的凄凉之感。太原给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门口招揽嫖客的妓女，一个个都是蜡黄惨白的脸色，瘦削的身躯，老鸨就躲在她们后面监视着，她们拚命在那里拉客，那卖身的价钱是很低廉的。也许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生惨象，心里难过极了。对于他这个书生来说，亲自看到这种悲惨的人生社会相，他心里如同刀割一样。他看她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就好像牲畜一样，嫖客看中哪个，老鸨就把她从笼里拉出来，逼着她去接客。此时此刻，他真是义愤填膺，难以忍受。他说：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我后来写《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级的。后来，我到了四川，最惨的是重庆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许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时候，喝着水坑的水死去，实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①从太原到五台县，去五台山只有步行了。
夏天的五台山是凉爽宜人的，尽管已累得疲惫不堪，但一路上清流潺潺，满眼里都是绿水青山。加之寺庙林立，风景秀丽，早使他们目不暇给，忘却了疲劳。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佛山之一，曹禺早就听说过关于它的种种传闻，甚至心中还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如今来到这里，果然名不虚传，亲眼看到这么多寺庙依然香火不断，可以想见历史上佛事兴盛的年代，该又是怎样一个香火缭绕、钟声不绝的兴旺景象。这里的寺庙建筑，自东汉以来，经魏、齐、隋、唐直到清末，不断地修建，听说有将近５０座。是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是各式各样的佛的塑像，真让人眼花缭乱了。两名外国教师不住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从五台山回到北平，稍事休整又开始了内蒙之行。先去张家口。火车在山岭中蜿蜒行进，几乎没有可供欣赏的风光。爬山穿洞，穿洞爬山。只有詹天佑所设计修筑的这条铁路，使曹禺感到骄傲，成为他同外国教师谈话的主题。到了张家口，已是一派塞外的风光了。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大街上的行人和骆驼，以及饭铺飘出的牛羊肉的膻味，的确是同内地不同了。他们旅行的目标是百灵庙，搭乘货车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百灵庙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名。康熙年间，赐名广福寺。这儿穷得很，既看不到漂亮的蒙古包，更看不见成群的牛羊。物价昂贵，三个鸡蛋就得花一块钱。他们住在蒙族人家里。广福寺重修过了，但比起五台山上的庙宇，显得寒酸多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险些被洪水吞去生命。有一次，他们涉过一条小溪，回来时山洪爆发，小溪变成卷着狂涛的巨流，汇成一条大河。不过去，没有可住宿的地方，而且山上野兽很多，那是相当危险的。过河吧，齐腰深的水，水流很急。两位外国老师都很胖，行动都不利落，让她们淌水过河，那是十分困难的。那位男同学看到这种情况未免有些胆怯。不知曹禺哪来的胆量，也许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表现懦弱吧。他虽然也学过游泳，并不熟练，但他果断地担起向导的任务，带着她们渡河。水越来越大，忽然，他一脚踏到深处，大水几乎淹没了他，险些被水冲走，真是好险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股水流又把它涌上来，脚才踩到实处。就这样，他在前面探路，渡过河来。在那两位外国老师心目中，此刻曹禺已是一位英雄人物了。曹禺曾这样回忆说：为什么我能写《原野》、《王昭君》，同这次百灵庙之行有些关系。虽然说有点风险，但内蒙的草原，那时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却没有看到过。夏天，平原上的云彩真是好看极了，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过，时如朵朵雪莲，时如座座雪山，时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云彩更是变幻无穷，其色彩之艳，转换之快，真是诡谲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气候，一日之间变化很大，中午还要脱光上身，晚间就得睡进皮口袋里。百灵庙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时住到骡马店里，有时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时日行百里，各种滋味都体验了一番。这对我后来写《原野》、《王昭君》是有启示的。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太重要了。他总是把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发想象，最后编织出他的艺术花朵来。
曹禺在清华的生活交织着宁静和不宁静，在宁静时，也有着起伏的思想探索，常常掀起情感的波涛；不宁静时，就更是思绪万千了。
他那浪漫的憧憬，总是为激荡的现实所冲击，民族的灾难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变得躁动不安。即将毕业的１９３３年上半年，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２月，占领朝阳，大举进攻热河；３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南逃，日寇不战而轻取承德。紧接着便进占古北口等地，战火已烧到北平的大门口了。此刻传来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还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这胜利的消息，使得清华园又沸腾起来，同学们组织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敌将士，曹禺也参加到慰问团中去。在古北口，他亲自看到士兵们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高昂士气。有一天，在道旁看到迎面抬来的一个年轻的伤兵，胸前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①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钱稻孙先生曾经在日本住过，显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译过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曹禺在《东方杂志》上读过，颇有屈原《离骚》的味道。由钱先生带着，大家都感到放心，因为谁也不懂日文，由钱先生带领，自然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
他们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吨小轮船，由天津出发。一出大沽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