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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本人真愿意，要是真跟了你，你无论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个女孩子， 没父没母投亲人，那么老远跟你去了，一下子几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对不起她，她 找谁去？”
这业务员马上伸出一只手拦住我说：“您可别这么说，您说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 同情她只是嘴头上同情，我得带回去养着她。要不您带她走，您要能把她带走，我佩服您。 怎么样，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呛火，是说您甭拿咱好心当别的。您想想，我给她买一张车 票回去得花多少钱？到我们那儿也不能马上工作，她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务。我得管她 吃穿。当然我认头，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谁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 气，我撑的？我放着光棍一身轻的日子不过，找别扭？咱再把话说远点，我已经快四十的人 了，还指她生儿育女，还得一块过一辈子呢。尤其在那么老远那鬼地方，只有亲的热才是自 己的，您说对吧。”
他说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气了。我给他说得闷住口。不单没话，一个字儿也没有 了。旁边那复员军人把话接过去对业务员说：
“叹，我说，这同志劝你，也是为你好。虽然这始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们俩不是还 没说定吗？我们不认识她，也不认识你，为什么管这事，是看这始娘可怜。你要是明白人， 就懂得我们这些话不仅为这始娘好，也是为你好。对吧！”
这业务员不大情愿地点点头，他还有点气哼哼，好像我们冤狂了好人。旁边那几位也连 劝带说，那业务员站起身说：“那我谢谢你们几位了。你们看这事怎么办？”眼瞅着我。
我问那姑娘：“你说这么行吗？”
那始娘一直低着头。听完我的话，轻轻点了一下头。还直怔照站着，好像不知该怎么 做。
业务员对她说：“要是说定了，咱就得走了，还得补一张车票去，再晚怕没票了。”
那姑娘头还是没抬，对我说声：“我总记住您。”转身跟着业务员去了。这句话可有点 撕我的心。我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住她，跑上去说：“这是我的地址 姓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写信给我。”她接过纸条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 们走远。这姑娘一直跟那业务员保持两三尺远的距离，中间空的那块地方，是远处的车站。 两个气质经历各个方面完全无关的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这个距离，不愿和 他挨近，大概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里 不是滋味。
事过之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女孩子的来信，我想她肯定在遥远的边疆生活或生存了。也 许在操持家务，也许已经生儿育女。但愿那个其貌不扬的业务员心地还好，能在这艰难世事 中给她一点点温暖。不知为什么，偶然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时，我总带着一点担 心，一点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内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那新疆业务员在 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门内草打厂l17号。我去了，找到草打厂，非常奇怪，那儿根本没有 l17号，我以为我记错了。再找17号和77号，都不对。我就找到居委会，问一个街道代表 老大娘，她说这儿从来没有这家人，也没人去新疆支边，根本没这个人，我再往深问，她起 了疑心，反而问我姓氏名谁，找这人干什么，还向我要工作证看。那时到处都搞阶级斗争， 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应付一下去 了。
走出草打厂我才意识到，我受了那所谓的新疆业务员骗了，那姑娘也受骗了。我竟全傻 了。已经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卖，可能受到更悲惨的命运，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 深的后悔起来，如果当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无奈回到生产队，也不会落到这处境。都 是因为我！在人家把命运压在自己手上时，自己却轻易的处置了，这究竟不是一个人问路问 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办，又该怎么办。跟着我又觉得这是为自己开脱。我这 是没有人性，够不上一个男人。每逢此时，我会自己给自己胸脯来上几拳。
我不想往下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姑娘如今在哪里？
我画过一张画，从泥泞通向远处的阳光。这画是我为这姑娘画的。但愿有一天能把这画 送给她。当然这也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 ——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 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 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 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0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0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 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 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 “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 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 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 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 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 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 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 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 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 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 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 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 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 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 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 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 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适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 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 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 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 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 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 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 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 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 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 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 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 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适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 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 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 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 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 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 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 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 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 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 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 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 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 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 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 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 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 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 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 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 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