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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 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 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 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 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 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 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 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 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 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 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 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 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 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 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 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 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 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 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 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 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 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 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 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 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 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 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 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 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 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 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 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 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 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 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 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 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 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 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 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 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 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 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 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 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 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 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 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 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 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 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 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 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 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 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 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 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 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 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 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 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 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 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 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 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 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 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 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 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 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 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 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 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 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 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 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 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 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 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 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 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 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 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 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 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 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 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 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 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 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 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