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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 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 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 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 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 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 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 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 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 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 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 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 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 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 有的扭过脸嘁噜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 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 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 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 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 革命！反革命！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 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 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 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 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 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 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 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 的亲人呵。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 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 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 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 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 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谈的倒影，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 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 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 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 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 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 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 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 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 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 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部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 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 的摸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闪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 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 “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 忽然想到，自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也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 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 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 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定 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 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 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 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 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辘轧过草地 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 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 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 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 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 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 零亮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 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问 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 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 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 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 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 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 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 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 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 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 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 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 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 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 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 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 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 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 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 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 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 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 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 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 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 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 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 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像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