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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 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 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 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 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 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 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 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 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 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 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 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 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 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 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 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 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 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 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 她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 俩失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 望。直到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 得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 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 很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 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 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 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 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 一个知道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 认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 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 毒，弄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 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 屈辱，便决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 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 子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 清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 不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 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 言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 跳。我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 许是酒精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
在GG农场，有个NK大学的化学系学生，是个矮小文弱的女学生。她也是被划为右派 的。平时几乎不说话，在农场的实验室里负责化验。一天吃了氰化钾，一下就完了。谁也不 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自杀，遗书也没留下。农场对待这种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开”了结。但 这女学生的难友悄悄告诉我，她最近私下里总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 究竟具体指什么，无人得知。我却明白，她和我过去一样，太脆弱，太自尊；她还不知道， 在这种苦难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变成一个“○”，也就活下去了。如果 你还认为自己是个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 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热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 多少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 GG农场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 晓时搭车，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 钟的见面。见面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 是我们。见了面，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 夜里回到家。逢到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 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 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 自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 来找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 讲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 人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 一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 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 “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 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 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 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 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 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 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 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 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 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 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 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 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 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 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 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 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 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 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 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 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 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 摆出一种“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 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 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 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 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 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 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